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的力量不仅仅是肉体的孔武，而更多的是在于思想，我们知道罗丹的《青铜时代》，那是塑造的一个青年男子苏醒的形象，这样的苏醒我以为就是思想的觉醒。它表现了人类从原始社会中过渡到青铜时代，它象征着“人类黎明”或“人类的觉醒”。雕塑家真实地塑造了一个匀称而完美的青年男性人体，他的体态非常自然生动，左腿支撑全身，右腿稍弯曲，脚趾微微着地。左手好似持杖，右臂举起，手扶在头顶，使躯干和四肢的肌肉随之发生起伏变化。他的头微向后仰，双目合闭，好似即将从梦中醒来。整个姿态和面部表情十分和谐，他舒展全身，正在解脱一切束缚，开始发出内在的力量。是思想使人类走出愚昧，走向文明。
　　反观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8年的思想解放大讨论，解除了人们思想的禁锢，焕发了我们民族的活力。
　　而我们的文学创作，也得利于与思想解放，回想新时期文学，每一次禁区的突破，都和思想解放有关，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到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从《绿化树》到《白鹿原》，从寻根文学到魔幻现实主义，从现代派文学到后现代文学登陆中国，都和思想解放有关。
　　人类因思想而伟大，社会因思想进步而发展。所以解放思想是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文学创作的前提  解放思想，首先我们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我们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一种“思”与“想”的结合。我想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广泛阅读东西方的文化典籍，包括历史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并且观察社会人生，在表象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而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随着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变化而变化，敢于实践、勇于探索，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比如在创作中，对新鲜的表现手法的应用。回忆朦胧诗刚刚兴起，那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之后，中国的文学处于一种沙漠化的时期，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
　　人们在对“朦胧诗”的认识、态度上，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中国新诗的未来主流”，另一种意见认为“朦胧诗永远不该是诗歌的主流”，有人甚至认为它是诗歌发展中的一股逆流。例如，谢冕先生在《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朦胧诗”是“一大批诗人（其中更多是青年人），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适当方式。”他说：“他们是新的探索者。这种情况之所以让人兴奋，因为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最后，他总结说：“我以为是有利于新诗发展的。”接着他在《断裂与倾斜：蜕变期的投影》一文中进而认为它是“作为五四新诗运动整体的部分进入新诗创作和新诗研究领域”，“它带着明显的修复新诗传统的性质”。而有的人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孙绍振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我是写作诗歌的，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是用民歌加古典，是押韵合辙，后来，随着思想的解放，特别是接触到昌耀的诗歌，我的眼睛一亮。那是我发现了一本刊物《文学家》的创刊号，上面是昌耀的组诗，那次我读到了他的《高车》，诗人这样写道：是什么在天地河汉之间鼓动如翼手？……是高车。是青海的高车。我看重它们。但我之难忘情于它们，更在于它们本是英雄。而英雄是不可被遗忘的。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这是一个巨人的诗行，周涛曾说王昌龄的弟弟王昌耀，那时我知道以前接触的诗，是算不上诗的，我从昌耀这里知道了何谓诗，诗又是何为？从昌耀，我开得了新面，后来昌耀先生死去，我曾写文章哀悼这位引路人和我的思想的启蒙者。
　　我知道，只有思，才有诗，我追求的是诗与史与思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