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不能完全划等号，划等号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
    ●钱先生阐释“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极富生命力和启发性；同样，“文学是人学”命题所包含的基本思想也仍然没有过时。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著有《黑格尔美学论稿》、《美学与实践》、《接受美学导论》等十余部，主编《西方美学通史》、《西方美学范畴史》等专著。
    今年六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庆祝钱谷融先生九十华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热议的焦点话题，就是1957年钱谷融先生率先提出了“文学是人学”这个非常朴素无华却闪烁着真理之光的命题。但是，由于自共和国建立至“文革”，文化艺术领域长期受到极“左”路线的支配，人道主义、人性论一直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理论遭到彻底否定和批判，因此，钱先生《论“文学是人学”》一发表，就引来大量批评，1959年更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纲领遭遇集中的政治批判，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然而，钱先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钱先生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真是令人钦佩。
    钱先生在当时和以后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以符合文艺自身规律的方式对此命题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第一，批评季摩菲耶夫“人是工具”观点，提出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第二，从价值论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特别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根本的作用。“把人当作人，对自己来说，就意味着要维护自己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对别人来说，又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指出在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为“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肯定人道主义精神是全人类文学艺术宝贵遗产的精髓所在；明确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第四，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钱谷融先生提出这些思想，虽然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然而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虽然其主要是针对文学而言的，但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是从人性、人的共同本性即共同人性来探讨文学的本质和作用的。
    以人为本，当今已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已经进入党的十六、十七大报告成为主流话语关键词，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但是，很长时间内这个口号由于肯定存在普遍、一般的“人”和人的共同本性即共同人性，是被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观点而遭到批判和唾弃的。当然，目前已经没有人公开否定这个命题了。不过，理论界有些人对这个口号(命题)进行了在我看来是不完全准确、恰当的阐释，即把“以人为本”的“人”仅仅解释为广大人民群众即“人民”，于是这个命题实际上变成“以民为本”。但我以为，“以民为本”与“以人为本”之间虽有密切联系，但不能完全划等号，划等号并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首先，虽然从数量看，人民是“人”的主体，但“人”的范围显然大于人民，人的利益有时大于、高于人民的利益，汶川大地震的情况就是如此；其次，人民的概念是相对于统治者或管理者“官”(干部)而言的，“以民为本”是从管理者即“官”(干部)视角提出的，而“以人为本”则适合于要求每一个人。可见，这是两个有联系却内涵不同的概念。当前，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以人为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用“以民为本”来取代“以人为本”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其实，钱谷融先生在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他将人道主义与人民性等概念相比较，强调尊重人、同情人、关怀人的人道主义精神比人民性的概念更普遍、广泛。所以，我认为，用“民”替换“人”、用“以民为本”替换“以人为本”，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内涵缩小和狭隘化了；在今天，就会造成对党和政府处理内外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事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举措不甚理解，甚至产生误解，其要害在于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肯定普遍、一般的人和普遍、共同人性的存在，内在地包含着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为对立起来。似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我认为，这是认识“以人为本”思想的一个误区。
    这一点，在我看来，对于正确理解“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也是必不可少的。如前所述，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核心和基础，是文学应当“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以人道主义精神为灵魂的观念，即强调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反对将人的描写作为“工具”和“手段”，将人看成“文学的目的所在”；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把人道主义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就“最根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如果用“以民为本”取代“以人为本”，那么，文学就不是以描写人和人性为中心、为目的，而是以描写人民和“人民性”(上世纪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流行概念)为中心，文学也就不再是人学，而成为“人民学”了。由此可见，钱先生阐释“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这些观点，至今看来仍然极富生命力和启发性；同样，“文学是人学”命题所包含的基本思想也仍然没有过时。说得再彻底些，文学永远是人学，“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永远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