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1978年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彻底改变了农村贫困的面貌。新时期以来，中国农村出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出现了一批批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优秀作品。
　　评论家牛玉秋谈到，乡土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具有深厚基础和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30年间，乡土小说和中国当代其它题材文学一样，不仅经历了社会生活巨大变迁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冲击，而且经受了西方文学流派与观念涌入、影视媒体以及网络文学飞速成长壮大的挑战。乡土小说正是在多种因素的挤压下，不断吸纳各种有益营养进行自我调整，使自己在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长篇小说领域，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秦腔》再到《终结于2005年》，都真切体现了乡土中国30年间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经济基础到文化观念全方位的深刻变革。在中篇小说创作方面，则以其体裁的优势在各种形式实验中首当其冲，如《小鲍庄》《爸爸爸》《透明的红萝卜》等。上世纪90年代的一轮“现实主义冲击波”后，以何申、关仁山、刘醒龙为代表，形成了乡土小说发展的又一个高潮。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中篇小说的席位，更是全部被乡土小说囊括。近年来，陈应松、杨少衡等作家的创作为乡土小说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和风情。乡土小说正不断地用新人新作展示着它无穷的活力和无尽的潜力。
　　评论家吴秉杰说，综观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乡土文学创作，前10年基本上是政治意识比较强，侧重于历史观念上的追求；第二个阶段中，乡土文学主要被放在中国文化格局中去审视，比如以一个家族的历史为背景；第三个阶段则把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为一个整体在考量，关注城乡生活的互动，比如表现农民进城的境遇等。
　　一些以创作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家也结合各自的写作情况谈了感受。
　　孙惠芬说，30年前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正值我辍学回乡的青春时代。新的土地政策给父母乡亲带来的惊喜与不安，也就成了我永远年轻的记忆。因为身处天高地远的辽南北部乡村，人们无法清晰地预料到变革之后的前景，喜悦的眼神后边闪烁着的惶恐，振奋的表情里头夹杂着的忧伤，就也成了我文字里驱之不去的影像。尤其当城乡之间的“围城”渐渐打开，乡下人的梦像腾空而起的风筝一样飘到城里，尤其当城市里无形的信息和有形的物资等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流到乡下，人们对土地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挑战，我的亲人和乡亲经历了诉说不清的困惑和迷惑。我从1982年开始写作，1984年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我和我的乡亲一样，身心不可抗拒地被卷入变革的潮流当中，应该说我写作的时光正是在潮流中经受洗礼的时光。我最初的小说《小窗絮语》《来来去去》，后来的小说《伤痛城市》《伤痛故土》，再后来的小说《歇马山庄》《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无一不是这洗礼之后的心灵抒发，我用写作这种方式探寻自己人生秘径的同时，也努力探寻在大潮冲击下更多的乡下人的心灵秘径，虽然“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笔下很少出现，但由它带给我文学创作的活性物质无所不在。
　　关仁山说，改革开放30年来，每次农村政策的调整、深化，都牵动着我们的心。作为写农民的作家，关仁山一直关注土地变迁，关注农民命运的变化。他在几年前出版长篇小说《天高地厚》的后记中提出：“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这成为了他的文学选择。谈到近些年创作农村题材小说的感想，关仁山说，我国是农业大国，过去有过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经典，但还要创新，而要写好今天的新农民形象，就像农民增收一样有难度。正因为有这种难度，才不想离开这个阵地。所以说，写农村题材小说要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为了不丢掉这种感觉，关仁山常到乡村走走，了解农民朋友想什么时候、爱什么，恨什么。他说，当然，我们今天深入生活方式很难像赵树理、柳青、浩然等做得那样扎实，但我们必须向前辈学习，真正走进农民的内心。看一个作家是否有力量，要看他从人民大众身上吸收了多少营养，看他与这个时代、民族精神生活有无深刻的生活联系。再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想要塑造新农村建设的新农民，首先要对乡村有新的认知，只有认知是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段才能出新，新的叙事应该是更好表达乡土情怀，并且不与农民产生隔膜。面对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洗礼，我们的乡村正经历着一场从没有过的震荡，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人生活剧尤为生动。他们的命运及心理变迁新颖而丰富，在骚动、纷繁和聚合中，正孕育着农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孕育着一种新精神力量。作品的深度取决于人物情感深度，塑造今天的新农民尤其是新的农民英雄，是我们的任务，也是作家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