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王蒙:我的两个“30年”
作者: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发布时间:2008-11-27 点击次数:
    1948年少年的我加入了在北京尚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我的期待是旧中国的灭亡与新中国的诞生,是从此光明幸福,繁荣富强。
  革命胜利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充满了生机希望。但胜利后的历史任务更加艰巨,道路选择更加复杂。
  30年后,1978年,在新疆劳动锻炼的我欢呼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的开始,相信着也期待着历史的转机,期待着“文革”的结束,期待着生活与各种说法的正常化,期待能过上平安的也是向上的日子,期待着自己也能正常地与尊严地工作、写作、调动出自己的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立即通知我在北京参加一个集会,宣布给一大批被打入另册的作品恢复名誉。其中就有给我带来声名也带来厄运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此后的发展完全超乎我个人的意料。邓小平领导了另一次革命。影响之广、发展之快、变动之大,我要说,当时没有几个人想得到。
  2008,又是30年了,伟大祖国已经面貌一新。
  很难找到一个年头,像2008这样强烈地聚合了、展示了我们的成绩和困难,辉煌和麻烦,考验与力量,奇迹与灾难。
  早春的冰雪提醒了我们供电、交通等基础建设上的任重道远。边疆某些地区的事件提醒我们要百倍地加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汶川地震唱响了爱心与勇气的颂歌。北京奥运会,我们金牌第一,民气大振,欢呼入云。三鹿奶粉事件使我们痛心气愤,顿足长啸。面对国际金融海啸,我们冷静应对,步步为营,定能显示出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文化与经验,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切力量与优势。
  作为2008的总结当然是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是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念,是对于邓小平同志的缅怀。
  中国在前进,世界在前进,曲折,但并不缓慢,历史乐观主义是对的,历史悲观主义是没有道理的。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我们没有悲观,在蒋军攻占延安的时候,我们没有悲观,现在,更乐观一百倍了。
  同时,历史的前进都是有代价的,有遗留问题的。某种意义上说,建设与发展的问题比生死存亡的问题更复杂和易于产生歧异。遇到外敌入侵,面临亡国灭种,起来救亡吧。遇到饥馑灾荒,不得温饱,先解决生存的基本需要吧,这也无可置疑。
  小康了呢?全面小康了呢?与全球化日益接轨了呢?初步现代化了呢?思想活跃了呢?见识拓展了呢?众声喧哗是必然的也是不无益处的。
  不论成绩多么光辉盖世,永远不要期待一条直路平坦无忧。不论现代化是我们怎样的热烈期盼,永远不要期待现代化能够使得万事大吉。不论得到多少金牌,艰苦奋斗,陷阱风险还在我们的面前。不论外国的古人的说法多么美妙明丽,都不能带来现成的灵丹妙药,中国的事还得靠我们自己挽起袖子,伸出双手,涤除污垢,咬紧牙关,杀出一条血路,承担一切误解、攻击、批评指责,也认真正视我们自身的不足与失误。我们急不得,恼不得,牛不得,冒失不得,也停滞僵化不得。
  只要能正视这一个又一个的30年,只要能正视30年又一个30年的生聚与教训,脚印与血迹,思考与感受。
  下一个30年必须更好,只能更好,也一定会更好!
艺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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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生于山东济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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