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小姨多鹤》之后， 严歌苓推出最新力作《寄居者》，她将目光对准了1942年的上海。这部号称“上海版辛德勒名单”的长篇小说，以爱情故事为核心、表现抗战年代的小人物命运，是继《少女小渔》、《天浴》、《金陵十三钗》之后又一部即将搬上大银幕的作品。新书面市前夕，严歌苓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讲述这部备受关注新作的台前幕后的故事。
　　“听”来的小说
　　最近几年来严歌苓出版小说的速度非常之快，几乎是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书。《寄居者》描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还出现了“报业大亨”杰克布·艾德勒这个角色，非常出彩。严歌苓表示：“我的小说故事都是听来的。”
　　严歌苓说：“《寄居者》这个故事的原型来自柏林墙。1993年，我和我先生去柏林旅游时，参观了柏林墙。许多人的故事都写在柏林墙的一个展览馆里。有一个故事简直就像一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小伙子跟一个女孩子在东柏林订了婚，小伙子先到了西柏林，他深爱着他的未婚妻，在几年后还无法忘记她。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在欧洲见到一个女孩子，非常像他的未婚妻，他就勾引了她，把她带到东柏林，偷了她的护照，让他的未婚妻假冒那个欧洲女孩，用欧洲女孩的护照过了关。1999年，我跟陈冲对犹太难民在二战期间被上海接纳的事件非常感兴趣，1937年，纳粹开始迫害、驱赶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都不接纳犹太人，上海是唯一对他们敞开的海港，先后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
　　对话严歌苓：
　　张爱玲伟大在于她把上海写成她的
　　严歌苓：海外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从军15年后赴美留学。现定居美国，为好莱坞专业编剧。着力创作中国移民生活和命运的小说，在海外华人中影响很大，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屡获大奖。
　　广州日报：您觉得，这部作品中“新的东西”体现在哪里？
　　严歌苓：就是对于寄居这种生存状态的探索。我曾经在《扶桑》和其他移民故事里有过这方面的探索，但不像这一次这样集中、直接。并且远远不局限于华人的寄居状态，而是从华人本身的寄居状态探索其他种族的寄居状态。在这样的探索中，展示出犹太和中华两个种族因为多灾多难而迁居最多，却是最难跟寄居国同化的。而奇怪的是，在宋朝来到中国的一千多个犹太人最后同化到中国人里了，连影子也没有了。
　　广州日报：经常会有人把你和其他女作家作比较，《寄居者》将镜头转向上海，更让人忍不住联想到张爱玲，您觉得您会成为下一个张爱玲吗？
　　严歌苓：张爱玲只会有一个。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我的上海比较脏、臭，比较像地狱，特别是在我写的那个时期，尤其是宏观地看她。以后我还会写上海，那也还是我的上海，而不是张爱玲的。张爱玲伟大就是她把上海写成她的了，就像福克纳把他的小镇写成了福克纳的，马尔克斯把他的小城写成了马尔克斯的。我怎么可能和张爱玲像呢？我的经历是前半生戎马，后半生寄居海外各国。特别是少年到青年时代，军队生活给我的烙印最深，那是人生在形成世界观的时候。
　　广州日报：对您而言，什么样的小说最难写？
　　严歌苓：对我来说，都市小说最难写。都市白领的生活我写不了，首先得承认，我没有认真做过研究，不像我做其他研究那样，一做好几年。所以我不了解他们。
　　抗战期间的上海小人物们开始一串连环套式的命运救助故事。结局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