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无邪”。关于日本少女竹内多鹤在中国男人“二孩”心目中顽固的印象，严歌苓用了这两个词。民女的“蒙昧”，是相对于政治/国族战争的认识而言的；赤子般的“无邪”，是相对于命运/生活的感知而言的，两者重合在一起，便是人生的懵懂，便是认命的天真，也正是无悔的忠实和透彻的可爱——这样的柔韧与无辜，也一直伴随着多鹤的不幸的成年乃至幸存的一生。
　　这就是民女的魅力。她只在比如看电影事发这一类与爱情相关的事体上认死理发脾气，但她一旦有了一星半点爱和干净的可能性，就可以将苟活置换为生机犹在的无辜样子，也是足以感人落泪的。
　　这让我们不禁生出解悟——叙写民间往事之时，应该回落的历史观与人性观的朴素基点。这一基点的生发处是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观，是的，一定是“生活中的”。这部小说内部无疑活泛地浸润着儒文化的“忠恕”之道，即《论语·里仁》中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小姨多鹤》（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所蕴涵的并非体现于“夫子”、“君子”、“士”的为忠行恕，而是那种存活于民间人际的“仁恕”，近于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
　　现代教育家、学者蒋梦麟曾在《西潮》中挑明，日本从中国文化里只学到了“忠”而没有学到“恕”。但是，我宁愿相信这种偏失残缺的人格属于以军国主义分子为主体层级的日本人群，它至少不属于竹内多鹤这样的民女。
　　小说以“好死”之“忠”开篇，是那些“大和民族”代表者们，在堪称惨烈的冷静赴死的场面中践行他们的民族性；紧接着民女竹内多鹤背着别人三岁的女童逃命，哪怕让小孩“多活一天”的生命哀求，本能地掌控了自己，她于懵懂苟活之时已经天然地以对生命的知恩领恕超越了绝望（小说的后面，当年的女童已长大为田中首相的护士久美，她寻找到了多鹤，并解决了恩人归国以及子女赴日的难题，感恩施恕的故事也有了结构上的关照）。于是多鹤茫然不知敌友的生死选择里，开始了在死的底限之上的求生，而且还为买主生了包括二孩在内的三个后代，在名不正、情不顺的境况中，坚韧地付出爱、持守爱的信念，直至伺候张俭在她的祖国她的身边看病终老。
　　日本女人多鹤这一外族身份，经由家中小姨这一亲人身份的转换，在以张家为基本征象的小民世界，她身上所负载的东西，已经完成了从不懂的国仇到可感的家亲的更变。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竹内多鹤作为代浪村年轻民女身份所起的作用。即便被买回家中之时张家并不清楚，但是随着这个日本民女“蒙昧，无邪”本性的显露，张家尤其是男人张俭的护爱之心和女人朱小环怜悯之意的生发，民女的魅力才得到亲近认同。“小姨朱多鹤”，这个名份的指定，既可获得伦常的外部合法性庇护，也为她被给定的使命赋予了溢出伦常的民间合理性暗示。
　　“选根好绳子”、选个干净的水塘——在多鹤这一“好死”的冲动之下，总是有苟全“赖活”的支撑使她选择复生。尽量保持活者的体面，让“赖活”获得尊严的指望，这是小说的内在震撼力所在；以泼辣应对欺侮、以仁忍化解敌意，用宽谅和体贴的本心来表达爱意和感恩，这是小说的感染力所在。
　　作品中所有人物都真切地普通着，又着实地独特着。
　　在这些人物中，小环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可敬的形象。小环是这部长篇小说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是小环，把本处于险恶锋刃之地的家境、把“环境/种族/时代”叠加构成的危难生存，硬是在她的主导下变成了“生活”。人性的普泛价值，在小环的潜意识里蓬勃为扎根于心地的信念，确凿、坚韧、颠扑不破，她逸出了族际内外的恶寒相向，在难对付的女人小脾气、聪敏的应急本领和彻骨的母爱之间，有着可以扩展到巨大程度的适应容量，维护家庭子女利益的强劲意志、深厚的恻隐之心，氤氲成强力无敌的人间恤暖。多鹤曾经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被小环天天月月“凑合”着“混”日子的达观所感染，使她学会了精神的安慰，用虚拟的约会来信守诺言。古人寄语“君子”和“士”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朱小环——平朴、大量、无论陷入怎样旋转的世道都用本然智慧的爆发力正面迎接生活的伟大女性。
　　从抗战结束到“文革”，家中收留日本女人这件事的险情，使整个小说一直笼罩在紧张动荡的气氛里，多鹤为张家代朱小环生子，又让家庭内外始终难得出现平静相待的关系。“瞒”，尤其是对外人的隐瞒，难度和压力之大几乎等于挑战“仁”的极限。张俭获刑前的心理暗想，可以说，集中叙述了张俭（其实也有小环）对多鹤的基本态度：
　　“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二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个孩子分开，她和世上的一切都分开了。”
　　张俭对多鹤，从为家族繁衍的“功用”到情不自禁难以割舍的“相爱”，除了本能和亲近的基础，还有化为内在血肉的义利之辨在起作用，他周旋在爱他的他也爱的两个女人之间，他内心不忍让任何一个委屈难过，生存之利和情分之义其实是难以分辨的。最后他在多鹤的国度幸福地病逝，他一直嘴硬心软地活着，在付出身心之爱的两个女人的互通音信里活着。
　　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相洽的真切想像，也通过小彭、小石、以及三个孩子的人物叙写，而显得确凿可信。此外，大致循着时间顺序并在局部有所回环的结构方式、无不鲜活的细节、适量的方言、疏密匀称的描写与对话分布，也使小说必然有持续的阅读吸引力，《小姨多鹤》充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好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精湛功力。
　　所有叙写身世流落的小说，迷人与否往往取决于绝境求生中人物的具体动向。身处乱世，每个人能活下来都是那么不容易的奇迹，小民的生活挣扎和生存意志的正当性，这一主题没有知识者发出的“启蒙”民众来得高洁；在我看来，观照小民的弘毅，远比启蒙更富踏实的人文情感。
　　《论语》中曾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宽怀，“毅”是坚忍，我们知道，曾子当时的语境是对“士”的精神而言的，这部小说里无疑有着“庶民”的“弘毅”品质和状态。
　　这类小说具有厚诚朴实的人性基调，这一基调在中国白话小说里，曾被老舍先生动情地领奏于城市胡同，又被赵树理多趣地说唱在乡野村庄，悲喜交加的小民生存小说之所以成为大作品，就在于作家设身处地于小民的场域，从而捕捉到并真切感知到这一场域中存在的不无宽怀又坚忍的“弘毅”性格，这与创作主体的“弘毅”是同一的，也就是说，经由“弘毅”的呈现，叙事达到了主客体的同构效应。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相形之下，近十余年影响广泛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对“毅”尚在而“弘”不存的生存人格的写照。
　　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中的“仁恕”，被我们的文学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以野生的样貌——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柔情的光晕，健美妥帖地映照在这段非常态的历史情境的深处。
　　 小说就是这样从小处来说人，能否带出大历史的根须，要看小说是否有本事从地上生长的事物体贴地而不是预设了仇恨地望过去。就如多鹤永不磨灭的记忆的开头——她在麻布口袋里看见张俭从细密的白雾中走过来，然后在解除麻袋后飞快地遇到他半闭着的眼睛，那好看的眼睛半闭着，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善良、多情而窘迫”。而对面的那位后来被她不流利的汉语亲密地称为“二河”的张俭本人所感触到的，就是与之相应的楚楚动人的民女的“蒙昧，无邪”。在这样的眼光下，多鹤、小环、张俭在所有的时运磨难中，只在乎生活和爱的“窘迫”，也正是这入木三分的“窘”，作为情绪、作为状态，产生了强大的生存意志，也给小说的叙事带来了以反弹拉伸情节发展的张力空间。
　　可以想像，在两人眼中，对方的神情如果不是这“蒙昧，无邪”与“窘迫”，故事就没有了路向，心理上都是“弱”的感应；而这“仁恕”如果面对的某一方发出了哪怕是些微“强”的信号，当然作者与读者就无法去触摸情节的细密质地了。结尾处，多鹤成为归国者，似乎“强”起来了，张俭病入膏肓，被接到异国，弱得连个对话和表情都消失了，叙事便只好粗略地沦为了交代。
　　小说呈现的整体魅力是不容忽略的。如何自然地浸润民族内在的心智于小说中，《小姨多鹤》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鲜又诚恳的样本。一个表面上看来是有关小民命运、情份与恩爱的跨族传奇，庄重仁慈地承载着肯定通识意义上的人类基本价值的宏大叙事，而不是以简单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辞来麻醉自胜。《小姨多鹤》带有我们久违了的经典文品：读来多趣、精微、活泼，不失紧凑；思之开阔、雍容、庄重，甚至高深。如此意蕴丰盛迷人、襟怀爽朗阔气的汉语长篇小说，是我们今天对汉语原创文学持有坚定信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