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即将出版，本报记者3月13日电话采访了他，谈新作，谈故乡，谈“无处可说的知心话”。   
    问：简言之，这本书讲什么？
        答：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一句知心的话，想告诉对方。或者，把自己的话告诉对方只是一个由头，上路的目的，还是想从对方那里，找到一句更知心的话，解开心中的烦闷和忧愁。   
    问：“告诉一句知心话”是否折射说话难，是存在主义所说的“他人即地狱”之意吗？   
    答：肯定有关系。每个人都想有个知己，没有的话，都想找一个。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讲，人跟世界存在三种关系：一，跟物的关系；二，跟人的关系；三，跟自身的关系。西方信教的人还有和神的关系，神无处不在，有什么话都能说，可以说痛苦的事，也可以说高兴的事。   
    问：这是你写这本书的原因？   
    答：说知心话几千年来都困难。生活中没有对象说知心话，我就跟书里的朋友们说。   
    问：这个书名有点奇怪吧？   
    答：也不算很怪。“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用的。在网上放一帖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句“顶”一万句罢了。我的小说形成几个系列，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如《一地鸡毛》《一腔废话》这是以一字开头的，《一句顶一万句》也如此。《故乡》系列也已完成《天下黄花》《相处流传》《面和花朵》等。我还要写《我叫……》系列，《我叫刘跃进》是第一篇，这是我的写作计划。   
    问：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我多数时不大着调。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大了就看出来了。跟我喝过酒的人，都觉得我不靠谱。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这里有一个分寸感。作品也是讲分寸感的，分寸感拿捏不好，也讨人嫌。在这上头，我常有自责之心。有时写着写着就愣神了，就自责起来了。   
    问：写《一句顶一万句》时，有没有“说着说着愣神”的时候？   
    答：小说里没有大场面，像战争、霍乱、游行……但主人公在河边谈论的过心话，我写的时候是惊心动魄的。“咱俩过心吗”“你想答就答，不想答就不答。”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精神的漂泊和交流，不是所谓的知识分子的专利，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从事“低等”“下践”职业的人都一样，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精神活动更剧烈，更惊心。   
    问：那你自己是属于“知识分子”那一界的吗？   
    答：界是有归属感呀。从这个角度论，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们村叫“老庄村”，如果有一个界，我又能加入的话，我属“老庄界”吧。   
    问：不觉得有些矫情吗？   
    刘震云：唉，说句知心话多难！写作不是个多么高贵的职业，和我舅舅表哥在集上做小买卖，没区别。无非是一些“知识分子”，高看了自己罢了。写作并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小的时候，最愿意干的有三件事：一，当厨子；二，在戏班子里敲梆子；三，当小学教员。   
    问：你说过喜欢“作而不述”，但现在又四处推介新书，是不是内心特别无奈？   
　　答：其实，书出版了，自己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应该再出来解释。但现实还是得出来配合宣传。至于“作而不述”，我自认为那层思想我已经有了，但我还没达到那“地步”。达到那地步的人有司马迁、李白、曹雪芹等……他们已经不用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