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海兴县辛集村。当过八年的小社员。”这是鲁迅文学奖得主、河北作家李浩自书的简介上的第一句。这样简单而低调的开始，似乎也预示着他在生活与写作中的态度。
    和给人“忠厚而粗犷，言谈木讷，表情羞涩”的印象恰相反的是，“他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充满探险精神的作家，他乐于把小说当作一种精神、思想与艺术的探险，在探险中拓展小说的宽度与深度，在探险中创造包蕴深广的小说话语空间，也在探险中完成自我的解放与救赎。”评论家崔庆蕾和吴义勤这样评价李浩的写作。
    “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请谈谈你最初的文学启蒙，以及你的创作历程。
    李浩:我的文学爱好大约产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在中学教书的父亲订阅了一些诸如《中篇小说选刊》《儿童文学》之类的杂志，家里也有一些小说，它们成为我最初的滋养。
    在初中那个爱做梦的年龄，我突然爱上了诗歌，当时主要是中国古典诗词。李煜对我产生了致命而有益的影响。我和他骨子里有特别的契合，也有那种对时间、生命的吁叹；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真实表达”，学到了“欲语还休”；他给我的性格建立了某种基调。或者说，我有这种基调，被他唤醒了。我对后现代某些理念的认同和李煜给我的这种唤醒有很大关系。我的身上延续了前人的影子和血。
    记者:但在我的印象中，你的写作似乎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多？
    李浩:我在中学时的成绩不好，后来到沧州师范学校上学，学美术专业。在那里，我开始接触朦胧诗和西方现代文学。要知道，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叫我“满清遗少”，学古诗，写繁体字，画国画……我庆幸自己遇到一个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一些人。不然，我可能会固执傲慢地宣称朦胧诗以降的诗和西方现代文学不是文学，我原来学的那些才是……
    我怀念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文学社和艺术社。在那个时候，大家有种特别的对知识的渴望。谈一本书，如果你没有读到，会有强烈的羞耻感。我爱这份虚荣，我也准备保持这份虚荣一生。卡夫卡，马尔克斯，加缪，博尔赫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智慧》……有许多的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参与了我血脉的塑造。
    记者:你还说过你比较欣赏胡适等知识分子，他们身上什么特质最打动你？
    李浩:不只是胡适，还有一大批这样的学者，他们所给我的启示是:一，不狭私，在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对他人和另外的学说抱有理解和体谅，不以为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同时，对真理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甚至可不断地否定自己。二，对知识的敬重，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中，而且总是感觉自己无知。三，对世界的关爱，对他人的关爱。当下的知识分子中优秀者也不少，只是一般人很少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时间会让这些人的价值慢慢显现的。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缺少幽默感，媚俗，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是文学的三大敌人。”这不只是文学的敌人，也是所有知识分子的敌人。我觉得，文学的作用或者很大一部分的作用应当是:将我们从一种对美的麻木感中解脱出来，从一种习惯性的错谬中解脱出来，从对流行思想的盲目遵从中解脱出来。它有抵抗下滑的作用。而当下的状态恰是，文学和文化在某方面加速着这种下滑。我想，一个民族，多数人迷恋浅俗的快乐不可怕，但知识分子再推波助澜则有些可怕；一个民族，多数人渴求物质利益是正当的，但知识分子，也把物质利益放在首位则有些可怕。作家应当在知识分子的群体内，而不应是在其外。文学，文化，有一部分应当变成智慧之书，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山峰……
    “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
    记者:你所写的故事没有归于一定的题材，但都可令人感觉到在文字之外，试图表达着一些精神性的思考。
    李浩:我的写作很大程度是“概念先行”“思想先行”，也就是说，每写一篇作品，我都要想，我的这篇小说(或诗歌)有无独特的发现和提供？它是不是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同时，我也要问，它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上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我有无媚俗媚众的倾向？在此之后，我觉得我要写的小说要有个人的思考在，在当下的写作中有一定的异质性，同时它又是艺术的，有着结构和语调上的美感，才开始写。当然，部分小说是出于怕自己长时间不写手生而勉力写出，这样的写作少之又少，而且多数不发表。
    在我看来，小说应当是对人的追踪和塑造，是对人性隐秘的探寻与挖掘。我认为，写人和写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下的小说，写事的多，写人的很少，当然，事写好了也是非常伟大的，我只是表明我个人的趣味和倾向。我想，“我思，故我在”能很好地说明我的写作:如果取消小说中的思考和智慧成分，我的小说的存在也就可以取消了。我愿意，把我的小说变成一种“智慧之书”。
    我说的智慧，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哲学、社会学中的“科学理性”。在我小说中的思，可以是歧义，可以是模糊，可以是一种严肃的滑稽戏……但它们，都不是轻质的，都指向我们的生存。
    记者:在你的写作中，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想表达的东西？李浩:最早，我的小说所致力的是“为小人物立传”，像《生存中的死亡》《英雄的挽歌》等。我想写我的亲人、我所熟悉的农民身上的卑微、自私、温良和隐秘的恶，世故与不抱希望……有一段时间，我在反思我和我们的理想，于是写下《如归旅店的叙事》《失败之书》等。另一个阶段，我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特别的兴趣，当然，更关注的是他们在知识理念和生活理念中的两难与挣扎，所以我写下了《告密者札记》《夏冈的发明》……我承认，我在思考中，也时时面临着两难和挣扎，面临对自己和自己理想的质疑，在我的身上，也流着和他们相同的血。我还写过其它类型的小说，我得说，它们无一不指向生存之内，无一不指向智慧和思考的可能。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一个词，叫“侧面的镜子”，它说出的是对我写作的理解:小说、写作，对我来说是放在我身体侧面的镜子，我要借用它来说出我对生活、世界的理解，说出我的爱与悲、欢愉和痛苦，说出我的怯懦与困惑，同时，我承认，它对我也是一种精神补偿:我要用小说中的另一个我来完成我今生所不可能完成的某些事。
    我不会停止自己的冒险，尽管我知道退一步有可能海阔天空。但，这一步之退，就是理想之退，我只有在知道自己完全不是干这个的料的时候再这样做吧。现在，我还不死心。
    记者:从你的小说中，可以明显看出对技巧的注重。
    李浩:我从来都不轻视技术，这大约和我学习绘画的经历有关，我多少都可算那种技术主义者。
    我很不认同那种经历了怎么写现在应当考虑写什么的说法，中国画中有一个说法，叫“随类赋形”，就是说，你的表达手法和方式是随你表达的内容之变化而变化的，除非你不再冒险和前行，只是重复。我不信任任何一种能将所谓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的解剖学。没有技术，肯定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小说。取消了这种精心，小说的味也就取消了，妙也丧失了。我们当下的小说，确有忽略小说技术和语言特色的危险。
    “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
    记者:你如何看待如今越来越面对无力抵挡市场大潮的文学？
    李浩:我很欣赏一句话，叫“写给无限的少数”，它要求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在任何时代都是写给少数的，但必须保证它具有可能“无限”的品质，跨越他所生存时代的品质。这更是我所看中的。
    对于文学从高堂到边缘这一点上，我愿意和许多的同行保持一致，承认它有进步的一面。但也有一点，是应当让这个时代和社会警醒的。那就是，我们的愿望和欲望是不是太单一化了，我们的生活追求中是不是从一种缺少到了另一种缺少？全民性的不读书，不尊重知识和智慧，肯定是个问题。“娱乐至死”“读图时代”，是这个时代的统一病症，这个病症也不只是在我们中国。美国文化是始作俑者。至于当下文学，出现这种状况也有它的自身问题:你能给人提供的有多少？
    当前，平庸而“过于顺畅”的叙事，叙事多样性的丧失，“事件”背后的苍白以及集体性的不思考不冒险，使当下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呈现出一种无新意无趣味的“空转”状态，我们的确无力面对种种指控。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受着无序市场诉求的挤压和某些陈规旧习、滞后观念的挤压。媚俗化倾向损害到了文学，对流行思想的不思考损害到了文学，常识未明损害到了文学(对纯文学的误解即是一例)，尤其严重的是，敬畏和爱的消褪也损害到了文学。某些文学从业者的自我轻贱也让人厌恶。
    当下，我们强调市场强调得太多了。普及工作必须有人做，但如果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做普及，变成大众明星，也是一件可笑的事。
    记者:你写小说、诗歌，评论等等，但似乎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李浩:在我的写作中，诗歌第一，评论第二，小说第三。一般而言，我在情绪特别充沛或者是被激情冲撞着的时候写诗，而小说，是一个绵长之物，它是一天天在想，一天天在写。我愿意在我的小说中放置诗歌。我没有写过长篇，是因为力有未逮，这是事实。一旦有了能力我还是要写的。
    我的野心当然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有思考纵深的知识分子，一个能让后世的人、国外的人反复阅读的作家。我不知道我的能力能不能支撑我的野心。有时对此很焦虑，对自己很怀疑，甚至是绝望。但我也有自己的阿Q胜利法。所以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