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华看了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的回忆录《三生影像》之后说:“从现在开始,10年内我不能再读传记了,要不然我又写不了小说了。”一本普通的传记居然能让小说家怀疑起自己所写小说的价值,着实有它独特的魅力。
　　这是一本用生命写成的书,并用生命见证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三生影像》以作者2004年出版的《三生三世》为底本,增加了多个人物回忆篇章和284张珍贵的旧照片,更为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聂华苓“仿佛活了三辈子”的传奇经历。所谓“三生”便指“人生三章”或是“人生三旅途”。作者清晰地将自己的生命轨迹分为三个部分:故园(1925年至1949年)、绿岛小夜曲(1949年至1964年)、红楼情事(1964年至1991年)。1925年,聂华苓在汉口出生,从那时起,她就开始了传奇的旅程,辗转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三地。一个生命,身处三地,有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自然让人着迷。
　　更为可贵的是聂华苓回忆了自己在台湾生活的点点滴滴——那里有她追寻自由的足迹。1949年,聂华苓随家人去了台湾,被朋友介绍到由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编辑部工作。11年编辑工作,却不知不觉地影响了聂华苓的一生。她这样回忆说:“那时,我是编委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其时最大的乐趣,并不知不觉影响了我一生。”《自由中国》杂志是由胡适亲自发起的,社长是雷震,汇聚了一大批血气方刚、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回忆那段时光,聂华苓不禁感慨万千:“我在那里一共11年,我的个性得到了尊重,工作如鱼得水,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等知识分子身上看到了为人的风骨和做人的尊严。半个世纪后,当我在寂静的鹿园写回忆文章时,心中依然充满感动。”
　　11年的生活不长,但对一个人的影响却很深厚,这深厚是触及心灵的,教会人如何成为有胆有识的知识分子。从那些知识分子的身上,聂华苓看到了做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光彩。特别是雷震先生,身上闪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雷先生身上体现的是“诚、真、敢、厚和倔”。1952年,胡适辞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职务,剩下雷先生孤军奋战。为了补充《自由中国》的经费,雷先生夫妇卖掉了金山街的大房子。由于此杂志代表了民众的呼声,众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常常带稿子亲自来找雷先生,倾诉他们在台湾所遭受的政治迫害,雷震一时间成了“雷青天”。杂志在不断发展,而雷先生自己却因此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丢掉了政府官员职务。更不幸的是,1960年9月4日雷震、傅正等人因“叛乱”罪名被捕,《自由中国》遭国民党查封,雷震获刑10年。从此,聂华苓被迫远走他乡。
　　聂华苓到美国生活后,仍然无法忘怀自己在台湾的非凡经历。或许是为了让《自由中国》这一传统能继续下去,聂华苓在美国爱荷华,与著名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每年9月到12月的“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相聚一起,自由畅谈文化。在这个活动中,聂华苓寻找过诗人艾青,拜访过小说家沈从文,也接待过丁玲、王蒙、白先勇、余光中、茹志娟、陈映真、柏杨等两岸作家。聂华苓印象最深刻的是1983年——“那年从大陆来的是吴祖光、茹志娟、王安忆,台湾的有陈映真、七等生和香港的潘耀明。吴祖光诙谐,茹志娟沉毅,潘耀明宽厚,王安忆敏锐,对人对事都有她独特的见解。她最引人注意,扎两条小辫,明丽、透着点儿腼腆,偶尔冒出一句一针见血的话,多带批判性。七等生风流去了。其他几位常到我家来,谈笑之中皆见性情,甚至透露政治意味。”这一段历史,见证了世界作家尤其是两岸作家交流的历史。可以说,聂华苓女士功德无量,她就这样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实现了两岸间的文化交流。
　　聂华苓的这一段回忆不禁使人联想起当年在雷震家聚会的场景。雷先生当年卖掉大房子,搬到郊外的木栅里住。在那里,雷先生经常邀请作家朋友们来相聚,聂华苓因此认识了柏杨、林海音、高阳、夏济安等文人。后来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迫害,作家的这种聚会也就烟消云散。而当时这种聚会的精神,却深深地留在聂华苓的心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聂华苓为什么要在美国创办“国际写作计划”,这正是这种精神谱系的自然承接。
　　聂华苓女士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更是一位有着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她的传记是一部生命史,更是一部心灵史。我们有必要去了解那一段苦难的历史,也有必要像聂华苓女士那样追寻自由的足迹,捍卫知识分子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