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98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应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之请，欣然为马上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季老再次重申应提倡“大国学”，值得引起出版、学术、教育界的关注。
　　季老倡言“大国学”，并非始于今日。五年多来，他虽然一直在病房休养治疗，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首任院长冯其庸先生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看法，一致认为我们的“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为此，人大国学院专门创办了“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年3月6日，中国书店出版社的于华刚总经理去拜访季老，谈及“国学热”，季老又说了几段发人深省的话，明确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他强调：“‘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传统文化就是国学”，“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歧义很大。按我的观点，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就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当我第一次读到季老这些话的时候，颇受震撼，因为这话虽前所未闻，却是完全符合几千年历史事实和文化积累传承规律的真知灼见。后来，我又有机会多次当面向季老求教，每一次都能深深感受到季老坦诚的胸襟与宽广的学术视野，实非常人所能及。季老认为，今天我们所要振兴的“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而是还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真正继承和发扬由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我们有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齐鲁、荆楚、三晋、吴越、巴蜀、燕赵、河陇、青藏、两淮、新疆、草原等等；也有多民族文化交融风格鲜明的学问，如敦煌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回鹘学等等。因此，季老特别关注在我国境内新出土的古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关注敦煌、黑水城和新疆出土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指出应该重视这方面研究人才的培养。有一次，在谈及目前我们缺乏满文研究人才时，季老感慨地说：“满文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一种语文，如果失传，那实在说不过去。现在要编《清史》，不会满文，怎么查考满文档案？怎么能编得好？”又说：“藏文也一样，藏族历史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整理研究古藏文资料也非常重要。”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7月中旬，季老列举历史上众多著名佛典翻译家的事例，专门跟我谈到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指出少数民族高僧和少数民族区域佛教文化传承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巨大功绩，因此中国佛教文化也是多民族文化融汇而成的，当然也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前辈学者都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亦即中国本土的、传统的学术体系。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其实，众所周知的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他们都曾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领域，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现在，季老进而提出了“融入到中国文化里的外来文化也应属于国学范围”，进一步拓展了“国学视野”。可惜，几年来，季羡林先生关于“大国学”的倡言和呼吁似乎尚未引起有关部门和学界足够的重视，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还是基本上局限在“儒学”的范围之内。我热切期盼这一局面能得到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