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述神话作品《碧奴》之后，时隔三年，作家苏童的最新长篇小说《河岸》在最新一期《收获》杂志发表，20万字的小说单行本也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与三年前的“重述神话”不同的是，《河岸》重拾苏童熟悉的江南城镇题材，小说时间背景也是苏童那辈作家喜欢的“文革”。小说讲述一条流放船在河上和岸上的故事，展现库文轩、库东亮父子的荒诞命运，书写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境遇。争夺军烈属身份、检验屁股上的胎记、剪断阴茎……这些荒诞的元素依然是苏童或者余华他们热衷的符号。
　　在接受早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苏童身在加拿大，一如小说的初稿在德国莱比锡写成。苏童在德国莱比锡与世隔绝地居住三个月，在“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中写下了《河岸》初稿，但后来都没用在小说中，“没有人打扰过我，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苏童说。《河岸》的创作历经两年，苏童说写这样一个小说完全是出自个人愿望，“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
　　相对比其他作家，苏童的长篇小说产量非常低，他的主业还是中短篇，作家王安忆称赞苏童是中国最会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不过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苏童也毫不避讳谈论长篇小说创作的艰苦，但他又说，“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而短篇小说“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在采访中，苏童对自己这部新长篇充满期待。不过有点遗憾的是，小说在《收获》上发表已有近一个月，而在读者和评论家中的回响非常微弱。对此，苏童只是说：“让小说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
　　早报：三年前的重述神话《碧奴》其实是个命题作文，那这次写《河岸》呢？这部长篇小说重归你擅长的历史叙事加典型江南城镇。
　　苏童：小说的创作前后大约两年时间，是一个愿望促成了这部小说。我一直想写一部关于河流关于船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住在长江边，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小说最初的创作在莱比锡，写了一半篇幅，后来几乎没用上。我在那城市独自居住了三个月，非常喜欢那儿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自己不喜欢，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早报：小说名叫《河岸》，在小说中，“河”、“岸”和“船”各自象征了什么呢？
　　苏童：这部小说如果要用一个很切题的名字，应该是叫“河与岸”，但是我想还是叫“河岸”更加自然一些。在小说中，我无意用河与岸或者船去象征什么，但我确实试图通过这三足鼎立的事物建立一个维度，去观察人的处境，船与河是一组关键词，房屋与岸是另一组关键词，其实船上生活无关放逐，也无关苦难，河与岸不是世界的两极，船在河上走，人在岸上住，河流与岸都可成为人的乡土和家园，只不过它们戏剧化地成为一组参照物。与其说是象征，不如说我是在探索这组参照物的奥秘，因此，并不是那么悲伤，背后有一种乐观主义在支撑。
　　早报：长篇小说《河岸》让我想起你另外一篇小说《西瓜船》，两部小说都有“船”、“河流”和“寻找”的意象。在你看来，这两部小说诉求不同之处在哪里？
　　苏童：《河岸》与《西瓜船》的叙述诉求是不一样的。《西瓜船》中，我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读者记住那个乡下母亲独自从城里摇船回家的情景，那船上有她儿子的血迹。《河岸》复杂许多，我其实说了三个半孤儿的故事，库文轩、慧仙和傻子扁金都是孤儿，主人公库东亮是半个孤儿，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母亲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三个半孤儿寻找家园的故事，或者干脆说，是他们寻找幸福的故事。
　　这几个人物都被命运放逐或者遗弃，走到一起去了，他们与河水有纠葛，与岸有纠葛，他们之间也有密集的纠葛，他们注定有天生的不幸，而他们各自的生活最重要的动作其实就是寻找，孤儿们该寻找什么呢，我想他们首先要寻找母亲，这是一个共同点，其次寻找身份，寻找家和乡土，寻找爱，或者干脆说，他们必须寻找天堂。
　　早报：不过库家父子的寻找之旅不太惊险。
　　苏童：库家父子找得很辛苦，当然不惊险，但是很疲惫，因为过于疲惫，库文轩去了河底，也因为过于疲惫，库东亮决定留在河上。
　　早报：在这部小说里，你使用了许多“文革”时期的话语，还用粗体字加重，但并没有觉得突兀，你刻意这样书写是为了什么？
　　苏童：我所描写的其实是一个人所尽知的荒诞年代，荒诞是不用去揭露的，人在荒诞年代中的沉重处境才需要被关注，所以，叙事策略需要设置轻与重的关系，荒诞年代是轻的，荒诞年代中的人生则是重的。
　　早报：小说的背景是“文革”，但你对这段历史的描写似乎非常节制，历史或意识形态并非小说的重点，是否这样？
　　苏童：《河岸》里有明显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间和空间的标识,七十年代是我的少年时代，也常常是我的故事背景。与我以前写作最大不同的是，这次我试图用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勾勒这个时代的面孔，因此，《河岸》里的时代不仅是背景，它是小说另一个潜在的大人物，对于这个最大的人物，我更多的不是利用所谓的记忆，而是用理性去勾画他的面孔，因此这个人物其实是最嚣张、最狂暴的。
　　早报：也正因为如此你在小说中对暴力的使用还是非常节制的。
　　苏童：有的地方读起来还是有暴力的嫌疑，比如由半个孤儿库东亮施予另一个孤儿傻子扁金的暴力，尽管我努力回避，但终究回避不了，我听从生活逻辑的支配。这个故事里，暴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施暴与被施暴是人物的处境之一。
　　早报：尽管小说是个悲剧，但在阅读中还是对男孩与女孩之间的小情绪描写非常期待，这本来是你的长项，但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处理呢？
　　苏童：在库东亮身上，我写的其实是他的性压抑，他对慧仙的情感处于健康与不健康的夹缝中，他是单相思，慧仙对库东亮的爱没有呼应，也不该呼应。库东亮不仅被他父亲禁锢，其实他自己也禁锢了自己。我如果去写这对少男少女的恋爱，那完全是自己想和他们谈恋爱了。
　　“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
　　早报：王安忆说，她对你的虚构能力十分佩服，这部小说是否也是完全虚构的产物？船队的故事，原本可以写得很荒诞，你却克制，为什么？
　　苏童：几乎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我从小临河而居，见过无数的内河船队来来往往，但小说中的向阳船队有点特别，这是一支“赎罪”的船队，我其实没见过这样的船队，但我小时候见过无数赎罪的“罪人”，我把他们编到一支船队去了，这些放逐者被惩罚了，同时也被解救了，他们是收留库家父子的诺亚方舟。这并不荒诞离奇。这是我重笔渲染的一个局促的天堂。
　　早报：大家认为，你最擅长、最能给读者带来欣喜的是中短篇小说创作。创作这部小说，最大的困难在哪？
　　苏童：从体力感觉上说，长篇与短篇的区别，大概就是跑马拉松和百米的区别。从内心感觉来看，长篇创作的过程很艰辛，但充满更多的收获，很多时候那也是作家本人的一次再成长过程。你一个人讲述一个漫长的故事，打理小说中众多的人物的生活，很疲惫，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膝下儿女无数，辛苦一场，但最后他们全部离开了你，成为读者的记忆，你还要操心他们谁是读者记忆中的好孩子，谁是坏孩子，更要焦虑，你将被证明是什么样的父母。短篇单纯许多，因为它并不提供太多的议论点，很像一支歌，好短篇容易被全部记住，不好的短篇容易被全部遗忘。
　　早报：《河岸》中虽然有些荒诞的因素，但和你早期创作相比，包括这部长篇小说在内，你近几年的作品都不走边锋不求怪，都在朴素生活里的材料里写故事，这对你的创作是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答：求怪得怪，剑走偏锋，都以文本的成败论英雄，无所谓好与坏。朴素倒永远是一个褒义词，细细考量，写得朴素，其实是一个极高极高的境界，说自己朴素其实是夸自己呢！所有作家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都相仿，其实就是寻求一条康庄大道，不知道哪条路是康庄大道，但大家都相信康庄大道一定是从尘土中走出来的，说到底，所谓写作就是走路，就是一次次的尘土拂面。
　　早报：你对这部新长篇还是充满期待，但我从一些评论家和读者那里得到的反馈是，他们暂时无法对《河岸》做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无法说好在哪里，但也并不觉得坏，你怎么看大家对你作品的这样一种反应？
　　答：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些人的反应，我对这事的反应几乎异曲同工，无法说高兴，但也并不觉得不高兴。小说不是原子弹，它不必及时爆炸，可以躺在纸上慢慢地等，或者被发现，或者被遗忘。任何事物，最终都会适得其所，小说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