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观念再思文学理论创新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9-4-20 点击次数:
我们正在进入数字化时代。我们应当预感到这是迫使人们必须向科学(本文所指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请教的时代。更进一步地说,是向数学请教的时代。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潮,在这样的潮流涌动下,我们的文学理论(以下简称文论),因为不适应当今文学的发展而滞后,导致“失语”,导致“边缘化”,而被科学界认定为“文论危机”,于是文论需要创新。如何创新呢?也应请教数学。然而这却难以让学者们认同,故此举难行。不过历史将证明,文论创新请教数学,那是迟早的事。
但笔者并不否定当前一些文论学者的创新观点,即造成文论危机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受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一个是忽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所以需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走“以中融西,中西融合”的道路。
这种提法和做法到后来,在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仍然需要请教数学。但为何一些学者不肯认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论与数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请看加拿大学者弗拉第米尔·塔西奇是如何将文论创新的难题请教数学并取得进展的吧!
塔西奇在新近出版的《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版)一书中,用数学眼光,对准长期以来的哲学理论之争的难题,即在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想像的对立甚至敌对中,找到了共同的数学原理。
在塔西奇看来,人的“想像”是无限自由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而理性虽然是对“想像”的限制,但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对立的两者都是天性。这构成了一个悖论,难分难解。但是这一难题却被塔西奇打开了缺口,终于奇迹般地找到共同点,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
塔西奇抓住德里达的“延异”不放,不停地追问着何谓“延异”?德里达本人把“语言的他者”称为“延异”。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声的语言中能传播无声的内容,这个过程叫“延异”。塔西奇认为这有点像布劳威尔的“连续统”。那么何谓连续统呢?连续统是个数学概念,塔西奇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也许是因为他是数学家、文学家两栖学者之故,于是他思考着数学上整数是离散的,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是先有整数后有实数的,实数的出现便有了小数或叫分数,这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在整数中或者说在自然数中,每两个相邻的数都是孤立的,“1”就是“1”,“2”就是“2”,……1和2之间,2和3之间……都是有间隔的,没有连接点,所以称整数为“离散”。离散即间隔。但是自从小数(分数)出现以后,整数中的孤立、间隔的离散现象消失了。在1和2之间可以布满着无限多的小数,这样就把1和2通过无限多的小数给连续起来了。同样道理2和3,3和4……都可以连续起来了,所以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把实数的集合称为“连续统”。塔西奇认为,数学上的这种连续统,同人类的想像的连续特征是一致的。人类的想像尽管是无边无际的,丰富多彩的,也不管始点在何处,终点在何方,但是都具有连续性的特征,进而证明了人的想像是有数学原理的。从而塔西奇在非理性的自由想像中找到了理性的数学原理,也为后现代思想找到了数学根源,并进一步地探究了数学不仅是后现代思想的根源,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隐秘根源,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制造场所,概括之,西方文化是数学的分泌物。
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准确地把握科学的结论;一个是深刻地了解其科学原理。即“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是说,面对科学的结论,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科学观念要求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因为万事万物原理是第一性的,结论是第二性的,是科学原理决定科学结论,发展科学结论,是“为什么”决定“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决定“为什么”。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结论,也极容易变异为落后的非科学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的文化进步,这一点很重要。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阶级,总是依靠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离开先进科学的滋润,即使是先进的意识形态也会慢慢失去先进性!
那么科学,进一步说是数学对文论学者创新文论到底有何价值呢?请看,丹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路易斯(Louis Hjem Slev)就明确承认数学对他的理论的建设性影响。他把自己的“语符学”称为“内在的语言代数学”。如此看来,数学的价值就是在于增长智慧、开发智慧。文论危机说到底是文论学者创新能力、创新智慧的危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文学智慧,没有“他者”智慧的撞击,必将使文论的创新被自身的理论所“梦魇”。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用基本粒子去轰击原子核时,能产生巨大的核能量,这叫做“核反应”。同理,用数学理论去轰击文学理论,也会产生“核反应”。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数隐藏着真理”。笔者认为数学是人类的一切智慧之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数学智慧对人的认识事物能力的开发、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一书“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的“神秘的微分学”一节中,认为神秘的微分学中,有一种神秘的算法:这种算法通过肯定是不正确的数学途径得出了正确的(尤其在几何应用上是惊人的)结果,或者说“这个在数学上正确的结果,是基于在数学上根本错误的假设”。就认识价值来说,马克思由此认为这是“为新事物开拓道路,是‘必然的’”。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在《数学与哲学》一书中所言:“要在计算机上作数值运算,计算机总是有误差的。本来要证明一个式子恒等于0,计算机却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是10-12或更小的数。它是不是真的是0呢?这个问题原则上也被洪加威解决了。他证明:用带有误差的计算可以满足我们要求准确结果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计算出的结果绝对值小到某种程度,就一定是0。并由此得出结论:“特殊中包含着一般,误差中包含着准确”(张景中《数学与哲学》第145页)。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不正确”“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应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有意去选择“不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借用之可导出正确的、有用的结果。这无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就是数学知识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开发。切记!马克思常常从数学中获得智慧,19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智慧。
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的文论创新,就要掌握西方文论的数学原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请教数学。所谓请教数学,不是让文论学者成为数学家,像古希腊的美学家,特别是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的精通数学,那也许是很遥远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应当让文论学者转变观念,认识到数学智慧是文学智慧乃至文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智慧之源。这正像辩证法一样,恩格斯认为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第一性的,主观辩证法(辩证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同理,是数学智慧决定文论智慧。因此文论学者,应自觉地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而不拒绝它、漠视它、回避它、排斥它……数学对文论学者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事,然而掌握数学的一些原理的哲学意义,并非难事。
以数学眼光看文论学者,懂数学的与不懂数学的判若两人。不懂数学者常常处于整数思维态,把一切看成是一个整数。懂数学者把一切看成是一个分数态。如上所述,整数思维者,是“离散”的,孤立的思维者,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固守概念寸步不离,孤立的重复的思考概念,画地为牢地封闭性思维着。这样的学者大概只会照本宣科。因为思路单一,不会发现新问题,难以创新。与此相反,懂数学的文论学者,是属于实数思维者。善于连续的思维,能化整为零,具有灵活的头脑,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能将一个概念(一个结论),从点扩展到线,再由线扩展到面,乃至扩展到无限的空间领域,这就是连续思维。数学的不断发展,人的大脑的连续思维的方式就越来越多,思路就越来越广。这是文论创新的新思维。
然而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至今为止文论界仍然存在着忽略自然科学乃至数学的倾向。这是影响理解西方文化,乃至实行“中西融合”的思想障碍。以康德哲学为例,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原理之作。专门论述基本概念、科学知识的基本构成等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其它两部批判也都是从这一著作引述出来的,是属于结论。然而为数甚多的文论学者,大概因为陌生数学之故,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通病,只注重对《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视,应当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这是典型的非科学观念,只重视追求康德的美学结论而忽略对科学原理的追求。当然,缺乏科学知识,特别是缺乏数学知识,想弄懂康德哲学是一件极难的事。据台湾学者朱高正在《朱高正讲康德》一书中说“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看不懂其道理就在于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据学者王学海在《王学海的美学文学研究》一书所言,王国维是第一个在中国引进康德哲学,但他后来1911年否定了自己前期的学术成果,甚至要焚烧《静安文集》。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也就是说康德首先是科学家的康德,其次才是哲学家的康德。朱高正深有感慨地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种译本(胡仁源和蓝公武),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的。笔者认为,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科学(主要是数学)的知识造成。这又进一步地证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是融合中西文论的最大学术障碍。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自然辩证法〉解说》第80页)。现在数学研究领域和文论研究领域正在走向“并轨”的边缘了。随着数学学科的发展,数学研究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研究界限了。现在出现的结构数学已成为数学科学的一条红线,它已经使数量关系脱离了具体的数量,使空间形式脱离了具体的空间,成了对纯形式和纯空间的研究,于是漫延到了对事物的研究领域了,具有了哲学的灵气了。即研究的领域已涉及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个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几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吗?所以文论与数学应当相伴而行。
从科学眼光出发,笔者认为,造成文论危机还有一个原因尚未引起学界关注。那就是由于文论自身缺少科学元素,导致了明显的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当今滞后的文论的矛盾态。体现在学者个人身上,就是雄厚的文科(社会科学)知识与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术畸形状态。
诚然,中国传统文论是一笔宝贵文化财富,但是任何经典文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纵观中国文论,大多属于经验之论的文论。它的优美的论述堪称举世无双,具有散文之美。然而因为缺少科学元素,它的认识论的理性的启蒙之光就显得微弱了。况且这经验论文论并非就能指导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鲁迅从来就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答北斗杂志社问》)。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论流芳百世的审美价值。只是当今科学时代,人们求知欲远远超过人的审美欲。还是比利时科学家萨顿说得好,科学史是惟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科学,进而说是数学将取代一切人为的审美评论标准。数字化的时代,人,也许不再像哲人、圣人所定义的那样:“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经济动物”。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探索着人的思想或者精神活动的数学轨迹,这是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事。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数学语言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语言在德里达(Derrida,Jacques,法国当代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奠基人)看来,语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说到底数学语言就是数学思想。数学思想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思想。这是人类自明的公理。人类的一切文化差异都可以通过数学思想得到沟通,得到融合。
笛卡尔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化为数学问题,一切数学问题都可以化为代数问题,一切代数问题都可以化为方程式来求解。”(张景中《数学与哲学》第144页)
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进程已经走到了解决问题的门槛了。因此,文论学者应当意识到,数学的进行曲,就是社会发展的前奏曲,自然也是文论创新的前奏曲。文论应由经验之论的文论逐渐转移到认识之论的文论。当然新时代的文论应当在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论的基础上,注入新时代的科学元素,所谓现代化是科学化,是用数学智慧充实文论智慧。笔者认为,新时代认识论的文论应当成为“第二哲学”之论。它不但应该告诉人们,美是什么,同时还应该告诉人们这是为什么,从而能使其文论含有哲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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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生于山东济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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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为,世界本原统一科学院国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