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史”的关系，历来就是同频共韵、相促互依的。因为没有史，也就不会有诗；而一旦诗之既存，则便必有史实隐映其中。这就是辞书上为什么要把“诗史”理解为“反映一个时代的面貌、具有历史意义的诗歌”，而将“史诗”诠释为“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的原因了。
　　当我们从这个定位，以这个视角，用这种尺度和方式来审视翟泰丰的《三十春秋赋》时，我们便会发现：它既是诗史，又是史诗。因为诗人用洋洋三万余行诗句所表现的，不仅是一次伟大的时代变革，而且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都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一次大转折、大变革、大跨越和大发展。正是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捩，使中国在实现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彻底改变和提升了13亿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与生存状态，使整个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仅找准了前进的方向，而且迈开了坚实的步伐。诗中作者所满含激情、秉笔长书的，就正是这个创造奇迹、改变中国的非常过程和这一炳辉千古、熠耀史册的伟大事件。
　　面对这一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作者决定用诗的形式加以勾勒与描绘时，从一开始便是非常自觉而自如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之加以全方位、高层次和大幅面的观照、审视、驭握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与历史功绩作出了客观的反映、艺术的描绘、科学的衡度与准确的评价。从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他在落笔处热情洋溢、激情澎湃，但却决不用感情代替事件的原委；尽管他在行文中笔酣墨饱、语势恣肆，但却决不以夸饰扩大或缩小事实的历史感与客观性。在每一落笔行文中，作者都是既以热情感染人，又以事实说服人；既用艺术陶冶人，又用思想启悟人，并以此而借诗歌之魅力，还历史之真璞；融艺术之醇醪，铸史诗之精魂。
　　这是宏伟的历史，这更是壮丽的诗。任何社会的创举和历史的壮举，其在本质上就都是具有诗的元素和赋有诗的命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举凡“诗史”和“史诗”的产生，就从不需要诗人去杜撰，去强求，而只需要诗人去发现，去表达，并由此而天籁般地注定了诗与史的关系，必定、必然和必须是全面的对接与深度的交融。
　　我们提倡和鼓励诗与“史”、“志”、“时”的紧密结合和高度融汇，我们激情呼唤和热烈期待“诗史”与“史诗”的出现，并不是纯乎对那些以私人话语和个体经验为依托，以生活碎片和情感皱褶为主体，以隐私裸露和欲望舒张为诉求的所谓“时尚刺激”与“小资情调”之类诗歌创作的一概排斥和否定，而只是希望这一类诗的存在不要成为诗歌创作的倾向和主流，更不要成为诗人的崇尚与追求。同时，我们之所以要倡扬诗对“史”、“志”、“时”的切入和表诸，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更在有鉴于我们当前的诗歌创作实在太缺乏对社会变革和时代发展的热情关注与宏大勾勒了，实在太缺乏对历史脉动、时代潮头、精神流转和公共价值的高端展示与热情书写了，实在太缺乏对崇高、正义、大我、主潮的鼎力渲濡与倾心眷顾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激情呼唤诗与“史”、“志”、“时”的结合与融汇；才热烈冀望展示时代风貌和重大事件的“诗史”和“史诗”的出现。也正因为如此，《三十春秋赋》自当别有一番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