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记得林斤澜的笑脸，还有那笑声：“哈哈哈哈”，一经汪曾祺写出，大家印象相同。据说他临去时表情安详，也是含笑而逝。一直到老，双眼皮大眼睛，圆的脸，笑模样千古长存，这成为他的典型形象。
　　然而，斤澜像任何人一样，不能成天满脸堆笑，他不是随时都酒逢知己，酒酣耳热，或议论风生，心旷神怡，笑逐颜开，“哈哈哈哈”。
　　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态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是微皱着。
　　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的。他胸中有忧患，他因忧患而思索。
　　他没有当过权，没有整过人。整人往往与当权有关。人当了权，就容易膨胀，因膨胀而整人，整不听话的人，整自己认为“异己”的人。当了权的人，“官身不自由”，有时不想整人也得整人，即所谓执行上级指示，不过执行指示而整人的，也因人性不同而各有不同表现。当然，整人的也难免挨整，那是另一个问题。
　　老林之不整人，我以为不是因为没有当权的关系。我甚至相信，他纵令当了权也不会整人，更不会往死里整人。这是我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的。同时，经验也告诉我，正是因此，他就注定不会当权，而注定他会是挨整的，注定他会同情无端挨整的人，以及一罪二罚、小罪重罚的人。
　　我知斤澜之名，是从1957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写的《台湾姑娘》始。以后每有新作，一定要浏览的，只是他惜墨如金。不过偶有一两篇发表，每每令人难忘。我现在忘记了那个短篇的题目，但一开篇，就写山村中响起了钉棺木的丁丁声，我仿佛身临其境，不但听到了一声声斧斤沉重，而且闻到了山中林木的潮气和锯末苦涩的香味。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就是说，1949年后，十年间内地的文学作品中，我敢肯定没有人写过这样的细节。
　　当时听说斤澜是中共党员，却不知道，这个抗战初期入党的少年，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去台湾，但从台湾归来后，却一直未能接上党的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斤澜并无党籍。过来人都知道，在那极端的年代，一个“脱党分子”，其政治地位远远低于从未入党的普通群众，实际上等于“审查对象”，说白了，就是“怀疑对象”，在“革命警惕性”的名义下大胆怀疑，可以怀疑你是叛徒，也可以怀疑你是特务。
　　我当时不在北京市文联，不知斤澜的具体处境。但我知道，他曾经到云南边境傣族地区去，那时叫体验生活，总之也观察，也采访，比一般的旅游要深入些。回来以后，想不到他却落下个要偷越国境叛逃的嫌疑。原来是他在当地月夜，走下竹楼散步，被同行的人告发了。由于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加上“革命警惕性”深入人心，再加上划一的思维方式，告发者的有罪推定——认为他所谓散步，正是为偷越国境“踩点”——似乎也合乎逻辑，尽管今天回头看像是一则笑话。
　　当时北京市文联的领导，在处理这样的告发时，没有把这可怕的笑话闹大，看来还是采取了慎重态度的。若是搁在1958年以前，就很难预料。因为那时主持文联事务的田家（这里不得不点出他的名字，不然别的负责人都要吃他的“瓜落”）整人不遗余力，且采取很多不光彩的手段（后来他回到陕南某地，“文革”中却被整死了，愿他安息）。也许市文联继任的干部们以他为鉴，做事得以稳当些。
　　我和斤澜什么时候结识，已经记不清楚。但记得“文革”以后的头一面，似乎是在一对作家朋友结合的家宴上。当在1978年夏秋，正是窒息了十年二十年的朋友们重又缓过气来的年月。我跟斤澜从那前后有了些过从。我曾到他幸福大街的家中去过，那时我辈家中都没有电话，无法预约，不止一次撞过锁。但斤澜在他家门口挂着纸笔，请来访者留言，这是替别人想得周到的。
　　也许因为我和他走得不是特别密切，他并没向我倾诉过“文革”以至“文革”以前的个人遭遇。我向来以文会友，更从来没有对朋友进行“政审”的习惯，也就从来没问过。比如有的朋友沦为右派，二十年后重逢，我从不打听你是什么“罪名”，不愿触动陈年的伤疤，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罪名还不一样！？
　　斤澜对世事看得很透，所以他没有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峻急。这可不是说他没有是非。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登峰造极的极“左”暴政恶政，他在《十年十癔》一类作品当中立场鲜明，那就是判明善恶，悲天悯人。
　　斤澜在所谓文坛上处于边缘，人与文俱如此。“文革”以前，他不赶浪头，如果说不仅是因为对艺术的持守，也还因为身份的缘故，不免谨言慎行（但像在小说开头大写钉棺材，则在当时政治文化气氛下，又确是大胆之举）。那么到“文革”之后，大家高呼解放之际，也该放开了吧？他仍然不赶“浪头”。那时候人们都说，一个汪曾祺，一个林斤澜，他们的小说不管写得多好，也是冷盘小菜，即成不了“主菜”，在刊物版面上，“上不了头二条”。汪也好，林也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却也甘之如饴。他们的艺术自觉和相应的自信，比大伙儿前行了一大步。
　　有一次，在涿县桃园宾馆开一个文艺方面的会（不是九十年代初那有名的“涿州会议”），主要让搞评论和编辑的来，就文艺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也有少数作家列席，其中就有林斤澜。轮到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现在一谈文学，老是谈文学的外部关系，是不是也应该多谈一点文学的内部关系？……一言出口，大出主持会议的官员意外，有些惯于听套话的人，也满脸吃惊，这个问题提得好不陌生。会议休息时还有人交头接耳，好像林斤澜是个外行人闯进来说了些外行话：文学还有什么“内部关系”？
　　那次会，斤澜是由北京市文联（作协）提名参加的，做了这样不合时宜的发言以后，这类会就不怎么找他了。
　　我曾说斤澜终其一生是寂寞的，不是指他少在官方的会议上抛头露面，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在文体实验上和寡，那才是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才行，所谓寂寞自不待言。
　　他默默地写他的短篇小说，再加上晚年写些散文随笔，煮他的字，炼他的意，每个字每个意思都不是轻易下笔的。长篇大论发表自己的艺术主张，不是他的性格；偶有流露，多是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但他不是不想理论问题，有时大概想得很苦。他听到所谓“零度写作”的论调，跟他的文学观念相悖，你可以看到他紧皱眉头，质疑写作怎么可能在个人感情处于“零度”，无动于衷时实现，他的表情告诉你什么叫“百思不得其解”。我对这类问题不较真，不钻研，也不拿来“自苦”，因此我也难以助斤澜一“思”之力。斤澜有些年轻的朋友，或许能破他独自苦思的寂寞吧。
　　最大的寂寞，是不被理解。斤澜也是常人，自也有“被人懂（理解）”的需要。但人所共知，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任何正常和正当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斤澜晚年对《矮凳桥风情》比较满意。然而这一点不为人们留意。于是，人们好意地提到他的“代表作”，总还是说《台湾姑娘》怎样怎样。就是对《矮凳桥风情》没有异议如汪曾祺这样的老友，堪称知己了吧，他对作品本身是完全肯定的，偏偏对这组小说的题目中的“风情”二字有意见，但没把意见说透，斤澜一直耿耿于怀。我自以为旁观者清，汪老想必是联想到了“王婆贪贿说风情”，甚至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而斤澜想的却是“乡风民情”，两下里思路满“拧”了。
　　其实，这点没沟通还是小事，不至于太寂寞。而一切的探索都属于“征人早发”，不可能肩摩踵接，难免会踽踽独行。没有人叫好助兴还在其次，难免还会受到菲薄和冷落。有些曾经是先锋的作者，我说的是真曾作为先锋存在的，不是“假先锋”，却也耐不住寂寞，“还俗”了。斤澜从不以先锋自居，他只是默默地走自己认定的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走对”了（这个“走对”的思路犹如追求“政治正确”），而是忠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艺术理想，抵抗各样的来自权力的、世俗的压力和诱惑，从而义无反顾地，“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斤澜没能走完的这条路，是没有终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