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客》（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山东作家周其森最近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一个“杂糅式”的狂欢化寓言，通过韦公元这个企业家的成功与衰败之路，再现了中国从20世纪新时期直至21世纪，在面对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内在精神危机和困境。
　　这种“杂糅式”的狂欢，首先体现在小说的主要人物韦公元身上。企业家韦公元，可以说是一个奇怪的复杂体。他的家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底蕴，并沉积下了丰厚的商业智慧。他豪爽热情、幽默滑稽，又装疯卖傻、机敏练达。他既有纵横商场与政界的灵活手腕，权谋算计，又热心公益事业，扶危济困，有着传统儒商的仁义底线。他设计降服放高利贷的潘彩云，在市长和市委书记之间游刃有余。他精明能干，将一个村办企业，一步步发展为产值上亿元的知名企业，却在战山水等政界大腕的压榨与北京奸商田本的侵蚀下，众叛亲离，最终轰然倒下。他笃信风水，在算命先生罗洗河身上，撒下大量金钱，却又时时处于焦虑之中，充满了宿命的悲剧与生命的悲凉感。可以说，韦公元这个人物形象，是转型期中国的一个独特典型。他象征着中国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与狂欢之中，种种荒诞的人生世像，以及自身的精神困境和危机。作为一个“中国式的资本英雄”，他有着冷酷无情的工具理性、恢弘的资本气魄；作为一个“传统之子”，他又亲善仁义，重视家族利益与亲情伦理，对自然和非理性的力量，充满了敬畏之心。然而，韦公元这个复杂立体、充满雄性魅力的“中间物”，在面对田本、都是福等猥琐的资本新贵的时候，却束手束脚，屡屡被动挨打，最终成为新世纪最后一曲凄凉的“雄鹰绝唱”。在韦公元这个失败的英雄身上，作家寄托了自己深刻的忧思和理性寓言。
　　其次，就小说内涵而言，该小说在嬉笑怒骂之间，却透露出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文化转型等问题的深刻思考，特别是对中国独有的官场文化与商场文化的思考。小说的传统意味非常重，不但故事结构方式有着章回体的影子，而且小说中大量出现风水占卜、阴阳八卦、儒家文化等传统记忆，而“鹰兔搏斗”、“笨松”、“风水穴”等意象，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传统象征意味。作家试图通过对传统的某种回归，来解决人心道德沦丧的问题。大招子的悲惨结局，也暗示着传统道德的难以为继。小说中，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意象“广场”。“广场”在巴赫金的理论范畴中，属于狂欢诗学的空间阐释。在广场中，人们以想像的无差别狂欢，实现了酒神精神的自由意志。在近年来的很多作品中，广场，常常被作为“五四”以来激进启蒙的一个象征，被作家进行反思，例如刘庆的《长势喜人》。然而，在《场客》中，“广场”却成为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杂糅的尴尬文化处境的代名词。作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空间，“广场”本应该成为现代文明神话的聚集地，然而，在《场客》的“广场”，却成为流言蜚语的集中地，成为现代性匮乏的标志。小说中，不但主要故事线索之一潘彩云和韩美珠的矛盾，由广场而引发，主人公韦公元的命运与广场息息相关，而且“广场”也具有了某种预示吉凶的传统意味，成为具象的传统符号，这无疑是引人深思的。
　　再次，小说的语言也是非常独特的。周其森的经历非常丰富，商业、政界、学界都留下过他的足迹，而农村和城市生活，他也都非常熟悉。于是，小说便展现出了一些奇特的“语言陌生化”效果。他的小说语言，如同该小说的思想内涵一样，充满了杂糅化的狂欢色彩：既有山东土语与普通话的结合，也有口语与书面语的杂糅，而古音古字、乡村俚语与现代都市语言的整合，都让整部小说的信息量非常大，并带有“泥沙俱下”的话语狂欢色彩。然而，这种杂糅式的狂欢，又不同于经典意义的“小说狂欢”的定义。在巴赫金的论述中，作为一种“脱冕”仪式，狂欢化消解一切虚假的权威，将小说回归到一种自由而古老的酒神生命意志之中。而在周其森的这部小说，整体构架却是非常传统的，大多使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各种语言的杂糅狂欢，一方面表现为各种能指之间的借代与错位，产生幽默的陌生间离效果（例如对狐狸、大象、老虎等代号的描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高密度的故事信息含量，通过快速的故事流动，来带动语言的狂欢，而不是一种对语言本身的滞留性描述。这种叙述效果，究竟对中国当代小说的语言发展有何启示？还有待于中国作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