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在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筹划组织下，尤其是在主编胡良桂及六位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终于与大家见面了。一次推出四位作家的评传，这是湖南文坛史无前例的事情。我首先代表省作协向文研所及七位评论家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湖南文学事业的关注与扶植。我也要向四位传主予以祝贺，这是社会对他们数十年来文学生涯的回报与肯定。
　　记得1981年我在武汉读研究生时，一口气读完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山道弯弯》，当时就很想见一见作者。几年后，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里第一次见到谭谈，发现出了大名的他，依旧是一个矿工模样。当时，我心里就有一个认识：矿山以及矿山的一切，已经凝固在他的心里，物化在他的外表上，包括书斋在内的业已改变的环境，大概不会对此有多大的消融力。我读《谭谈评传》，见朱平珍、余三定以“自传性”、“现代特征”来概括最能体现谭谈文学成就的中短篇小说，我认为这是对谭谈文学创作的中肯解读。
　　多年来，孙健忠以他的文字，继沈从文后，再度描摹神奇的湘西世态风情。尤其难得的是，他用小说来破译土家族——这个自称毕兹卡而长期来不为世知的少数民族生存繁衍的基因密码。他的这种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由此被誉为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这位湘西汉子看似文弱，却异常倔强，甚至有几分执拗，令我常常想起曾左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带兵书生。这次读了吴正锋、毛炳汉的《孙健忠评传》，才知道，原来他血管里流淌的是晚清中国最强悍的镇筸兵的血液，战死舅舅的风光葬礼在他心中激起的热血沸腾，是他一生永不泯灭的记忆，而做一个替天行道的山大王，竟然是他童年的最高理想。我由此看到这位土家族作家生命中的最基本元素。
　　残雪大概是中国文坛上一处难以替代和复制的景观。她所铺就的那些飘移不定难以捉摸甚至带有诡异色彩的虚拟市井，让许多人着迷，也让许多人不敢走进。卓今细腻地叙说残雪孤独的童年，不能入俗的青少年，又深入地分析西方文学、南楚巫风对她的影响，经过这一番剖析，残雪的两个灵魂便可以理解，她的怪诞的文学风格也便不再遗世独立。
　　一年前的中国诗坛，痛失彭燕郊这位我心目中的纯粹诗人。站在他干瘦的遗体边，70年前的那个拂晓，一个龙溪师范生毅然出走的一幕仿佛浮现。17岁的热血青年，当时是怀抱抗日救国的激情去北上寻找新四军的。他本来应该是一个持刀握枪冲锋陷阵的士兵，但因为酷爱诗，却成了一个军中文员；又因为诗，他与胡风联系上了。倘若不是诗，彭燕郊可能光荣地战死沙场，也可能成为一个军官，然后在夺取政权后，成为主持一方的行政官员；然而因为诗，他遭受屈辱，他沉沦底层，他穷困潦倒。正像《彭燕郊评传》中所说的：“出走、漂泊，是弱冠之年的彭燕郊走向缪斯之路必然性的行为选择。出走、漂泊也就意味着这通往缪斯殿堂的路上铺垫的不是撒满鲜花的红地毯，而是沙砾、坎坷、荆棘……”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彭燕郊不但不恨诗，反而更爱诗。他爱得深沉，爱得长久，爱得痴心不改，爱得令人心酸落泪。读刘长华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对诗的真诚而无功利心的挚爱，温暖他的心腔，激荡他的血脉，支撑这位苦难诗人能够平和开朗地度过近90年的冷清岁月。
　　与湖湘文化这个话题一样，湖湘文学也是一个人们既感兴趣又难以说得透彻的话题。屈贾风采今何在，湖湘文坛几人识？我在步入湖南文坛的这些年里，心中常常有着这样的迷惘与惆怅。今天我终于高兴地看到，以《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为代表，湖南的评论界迈出了这一步。他们以知人论世的传统审美观为视角，更站在21世纪全球性文学的理论高度，为彭燕郊、孙健忠、谭谈、残雪四位作家著书立传，为世人认识湖湘文坛凿开一扇窗口。有趣的是，这四位传主分别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他们身上，既有大变局时代留下的共同烙印，也有因年代的不同，而表现出的不同的创作取向与艺术追求。所以，这四部评传，也便有了通过个案而了解不同年代作家群体的认识价值。中国文学史将会铭记《丛书》为当代湖湘文坛所作出的这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