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灾难，修补创伤——读杜文娟的小说《月亮弯弯》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汶川大地震”那场灾难的“幸存者”，都在肉体或精神上与之产生过关联。比如去年五六月间，我的同学余亮从灾区回来，给我带来朋友杜文娟的消息。我在此前已经知道杜文娟去那里作了一名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而余亮也曾给我说起过他的这一计划，但没想到他们会在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中相遇，并以我这个远离灾区的人成为谈话的触媒。余亮说杜文娟在他所有见过的志愿者中神色最为凝重，但行动又最为快捷。后来她给我发来的一系列图文日志也印证了这一点：她的所见所闻，不能不令她心碎感动，从而激发起她的深切的人道的悲悯情怀，而她的所作所为，则让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了她的行动主义，自惭于仅从各种媒体的信息中感受与想象发生在数千里之外的灾难。然而，我也由此想当然地以为，她这番救灾志愿者的经历，或者只适合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报告文学之类的写作吧。
　　很多情况下，我们倾向于认为小说在及时记录现实方面基本是一种“无用”的文体。尤其在这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会在影像中逼真地同步再现出来，而这些影像与纪实的报导相结合，其戏剧性远超过以虚构故事为能事的小说。著名编辑王燕翎最近就在《地震小说何以可能》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对小说的不信任，她说：“我们早已在汶川地震当时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中看过了、哭过了，小说如果不能超越新闻报道的纪实‘灾难文体’而提供给我们别样的属于文学的东西，人们就直接看新闻报道好了，为什么还要看地震小说呢？”而我，则是在观看与阅读杜文娟发自地震灾区的图文日志中，已经感动得涕泪滂沱过了，难道她的小说还能提供远甚于此的体验吗？
　　然而，在读过杜文娟的《月亮弯弯》这篇可姑且称之为“地震小说”的作品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或许我们通常对小说不能近距离反映现实这一认识是存在偏颇的。这一偏见可能与我们对小说的虚构性与戏剧性的过度强调有关，而见证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又从本能上拒绝虚构，其间所经历与感受的一切，也很自然地使我们对小说家编排生活的能力产生怀疑。有过数次灾区访问经历的杜文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篇小说中，她用近乎白描的手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羌族家庭的灾后生活片段：寨子中的中心小学被毁了，十四岁的李建树被政府或者社会爱心人士转移到广州就读；而转眼间寒假到了，他从广州回来过年，父亲李汶川到成都去接他，他的祖母玉兰老人则到寨子外面迎候，这构成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几乎谈不上任何的戏剧冲突，但所有的场景都被赋予繁复的心理内容。比如全家人聚会饮酒的一节，玉兰老人自地震以来一直压抑的愁苦得以释放，禁不住高声唱起了羌歌。儿子媳妇以及孙子都受到她的感染，似乎地震的阴影已经消失，生活在废墟上的一家人已经重新燃起了希望，即使李汶川突如其来的哭声，也被赋予了喜极而泣的意味。玉兰老人在雪后的傍晚几次三番去寨口迎候孙子的场景，在废墟中重建生活的内容中穿插了不少羌寨几十年发展的历史，比如她对自己担任妇女主任时期栽种的柏树林的记忆，使她在劝解吵架的夫妻时几乎无意识地说出“去林子里看看”的话，而她所谓的“林子”在这场地震灾难中已经荡然无存了。她曾经的妇女主任的身份也装载了超量的信息：一个在这次灾难中变成“孤寡老人”记恨她当年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将之作为令自己如今“无依无靠”的处境的原因之一，而另外一个本来该被“计划”掉但却因为“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而不得已又接生下来的年轻妇女小美，则用“脆生生”的声音跟她打招呼，让她不由得回想起自己作接生婆时候的“光彩照人”。
　　灾难的阴影无处不在，但重建生活的信心却也在一点点树立起来。玉兰老人的儿子李汶川及其媳妇充当了这一符号。不可否认，李汶川是一个极端观念化的人物，他所想的是在“几十年的辛苦付诸东流”之后如何义不容辞地“担当重任，振兴家业”，尽管在小说中有某些细节描写提示了他的性格中复杂的一面。玉兰老人的媳妇平日里就因为受了婆婆的感染而爱笑，她在震后也同寨子里人一样陷入愁苦，但儿子给她报告看到大海的情景使她最先“容光焕发”起来。然而，相比她的这一突兀的转折，那个孤寡老人与玉兰老人辩论美国如今究竟是黑人还是女人“作了皇帝”的情景，却最能显示出这些生活在废墟上的人们自我修补创伤的能力。
　　这种修补创伤和重建生活的信心，还耐人寻味地建构在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上。小说中的一家四口人都有一个对外面世界的想象：玉兰老人想象的是马尔康，这个她年轻时候曾经去过两次的地方，那里不仅是“她一生中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也是她见到过的最大的城市，最干净整洁的地方”，而且这个城市见证了她的“年轻漂亮”，所以，“她希望孙子赶快中学毕业，毕业后到马尔康找份工作”。媳妇的想象似乎有些不具体，但她对“丈夫每天上山寻找石料，准备来年春天修建三间石头房屋”不大情愿，她希望能跟汉人一样“盖起宽敞明亮的水泥房屋”，而这些作为样板的水泥房屋，是建在汶川县城的。李汶川所想象的是成都，他觉得“成都是他见过的最流光溢彩，大气磅礴的地方，天底下最有能耐的人，大概才能生活在成都那样的城市”。这些想象都建立在对李建树所抱的希望上，而他却在对广州等大都市的想象中，希望考上大学过一种体面的生活。
　　杜文娟显然对这些希望持有肯定的态度，但是她又通过李建树的内心活动呈现了这些希望所面临的困境。外面的世界不仅干净整洁，不仅流光溢彩，也不仅高贵华丽，而且有着等级森严的金字塔格局，李建树“把广东与山寨比较，与汶川县城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水“能从高山、丘陵、平原流淌到大海，他李建树为什么就不能从汶川到广东，到大海哩”。他也被这个想法“吓得出了一身汗”，受灾后的家里经济困顿，让他不得不考虑“辍学打工，早点挣钱，为家里减轻负担”这条选择了，这选择显然与考上大学在大城市里过体面生活的想法相距甚远。也许杜文娟这里意在提出一个比灾后的物质重建更为艰难的教育重建的难题，但不管怎么样，毕竟李建树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经历过这番灾难之后，已经过早地成熟起来了，这实在有助于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的希望和信心而不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这恐怕正是见证了这场灾难的杜文娟所提出的修补创伤的选择：只要生活还在继续，就必须树立起面向未来的希望。(注《月亮弯弯》发表于《鸭绿江》2009.6上)

    作者简介：赵牧，1975年生，上海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文化与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文学自由谈》、《天涯》、《文艺争鸣》、《广东社会科学》、《当代文坛》、《台湾研究集刊》、《中国图书评论》、《中外论坛》（美国）等中文核心及CSSCI之类的学术期刊杂志发表论文30余篇，在《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书城》、《博览群书》、《文化月刊》、《文学报》以及《兖矿文艺》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等几十篇。编著图书4本。在天益社区和剑虹评论等知名文化评论网站开设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