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高黎贡”文学奖18日晚颁奖，成都诗人杨黎和昭通作家杨昭分获文学节主席奖和高黎贡文学奖。作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开创者之一，杨黎认为诗就是去功利化的语言，是废话；而作家杨昭早年也写诗，后转向小说写作，其获奖作品《杀狗的过程》，是以小说的形式对雷平阳的同名诗歌进行解读。杨黎很可爱，一口川音幽默而锋利；杨昭很朴实，平缓的语气中流露着他的文学野心。

杨黎一口川音幽默而锋利

   杨黎
   谈奖项
  “官方的奖，从操作到评选都比较无聊；而民间的奖，把自己降成一个低档次的奖，不敢承认自己是大奖。”
   杨黎点一支“中南海”，坐在源生小院的阳光下。他那染过的短发在阳光下泛红。于坚说，染发剂有毒。杨黎说，我的头皮拒绝毒素。杨黎从成都来，他很享受昆明的冬日暖阳。成都多美女，我们的话题也以美女开了篇。“姑娘漂亮，和我没多大关系，看得到摸不到。”对此，曾在北京职业写作的杨黎固然有发言权：“成都姑娘的漂亮比较单一，只是皮肤好，嫩。而北京姑娘的漂亮比较多元，全国各地漂亮的姑娘都集中在那里。”
    谁人不说家乡好，但杨黎对成都天气的“阴”抱怨连连。当记者究其不说家乡好话的原因时，杨黎居然搬出了“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谈及故乡情怀，杨黎说：“从情感上说，没有人敢说自己家乡不好，就像没有人敢说自己母亲不好一样。但如果家乡真有那么好，你跑出来干什么？”这就是杨黎，犀利、幽默，更不迷信大众。
   作为云南本土的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自去年创办以来，在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今年将“高黎贡”主席奖颁给杨黎，更是实至名归。然而，在鲁迅文学奖都能产生“羊羔体”的当下，文学奖并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文学奖到处都是的同时，缺乏影响力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当前文学奖的“多”，杨黎并不认同：“人家一些小国家都有很大的奖，甚至还有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相比之下，不算多。”但他认同文学奖缺乏影响力，“很多奖倾向于无聊。官方的奖，从操作到评选都比较无聊；而民间的奖，把自己降成一个低档次的奖，不敢承认自己是大奖。”对此，他也曾经和于坚讨论过，认为文学奖应该形成一种格局，应该出现有影响力的奖。而一个奖的影响力，和它的操作者同样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奖的影响力体现了操作者的爱好和欣赏水平。
  谈诗歌 
  “我认为诗就是废话，不管是我的，还是于坚的，不管是李白的，还是杜甫的。”
  大约十年前，杨黎就提出过一种理论叫“废话写作”。再次谈及这个话题，杨黎还以为这是近几年的事情，殊不知，时间已过去了十年。那时候，一群人聚在一个叫“橡皮”的网站写作，杨黎、何小竹、吉木狼格、乌青等人都在“橡皮”上非常活跃，这些人的写作都有一种共通性。而后来，“橡皮”没有了，但这种写作还在。杨黎将这种写作升华为“废话写作”。他在2000年出版《2000十年选》的时候，在序里正式提出了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源于杨黎早年的一篇文章，他认为：“诗，就是言之无物。”后来，杨黎修正了这种观点：“我认为诗就是废话，不管是我的，还是于坚的，不管是李白的，还是杜甫的。”更进一步讲，杨黎所说的“废话”，就是“去语言的功利化，诗歌就是去功利化的语言。”谈及语言，杨黎更是妙语连珠：“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世界就是一堆语言，阳光是语言，我们都是语言。疼痛依然是语言，有了疼痛的描述，才会有疼痛的感觉。”
    杨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到现在为止至少写了近三十年。有人写诗认识了姑娘，有人写诗从农村调入文化馆，而杨黎呢？写了这么多年他得到了什么？“在诗歌里，我得到了朋友。我们这么多人一起写诗，一代代人、一群群人在坚持写诗，世界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说，我们孜孜不倦地想做到的事情是超越大限，大限就是语言。”确实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写诗已经很难跟功利联系起来了。而杨黎认为：“这非常好，写作没有成为一种大众风气，保存了写作的纯粹性。”
    这当然不是一个诗意的时代，金钱成了很多人的终极追求，诗歌只属于少数精神贵族。那么，诗歌对社会、对时代还有何功能和意义呢？“一个人活着如果没有诗意，那太庸俗了。”杨黎说：“一个时代之所以那么庸俗，是因为它失去了诗意。古代的诗意在现代已经不适应，我们创造出了新的诗意，但是还没有被接受。”诗意地生活，这是很多人的追求，“有了诗意，对一个人来说，活着有点意味。当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想想诗歌对他生命的支持，这是诗歌的好处。如果每个人都像诗人，这个世界早就改变了。如果整个云南都是于坚，不可想象的，上帝就在这里。当然，这只是一种诗意的幻想。”
   对于诗歌的未来，杨黎抱乐观态度：“诗歌就像黑暗中的一束亮光，这个意义太重大了。”现在的杨黎，写作状态比较随意，已经从博客化过渡到了微博化，很时尚。

杨昭朴实,甚至有些拘谨

     杨昭

    “故事，就是过去的事，但又过不去，它会来找你，让你忘不了。”

       杨昭很朴实，甚至有些拘谨，连说话的声音都很轻。杨昭是昭通师专的中文系老师，教外国文学。因为写作，学校对他的管理非常松，不但课安排得比较少，他还可以随时自由地下乡采风。他获本届高黎贡文学奖的作品叫《杀狗的过程》，是以小说的形式对雷平阳同名诗歌的解读。杨昭早年写诗，“但后来看到真正的大师作品后，不敢写了。”但他对诗歌的情感依然在，于是改写诗评，再后来改写小说。有这样一个规律：写小说的诗人，语言都非常好，这点杨昭也承认：“这得益于诗歌的恩惠。”写了多年的小说，杨昭从意识里有着对语言的自觉，他对语言的追求到了偏执的地步。
       语言是小说的首要因素，一个读者必须先由语言进入小说，只有深入阅读后，才能感知故事。杨昭认为：“现代汉语很悲哀，乏力、松弛、没有质感，但恰巧因为这样，现在的小说家更应该是语言的偏执崇拜者。”有些作家追求语言，有些作家追求故事，杨昭两者兼备。他对故事的见解是：“故事，就是过去的事，但又过不去，它会来找你，让你忘不了。在故事的创作中，作家将自己的个人情怀都寄托在里面了。”他曾在某个场合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自己的记忆，我整个人就是由我的全部记忆构成的。”而且，杨昭也认为，写作的人应该具备两个力量：一个是文字的力量；一个是自身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生活在昭通的作家，我们的话题自然无法绕开“昭通作家群”。杨昭认为：“昭通是一个很能够让人产生文化认同的地方，但这种认同非常危险，它会让我们封闭起来，会主动地去认同一种地域文化写作，会形成一种模式。”所以，他觉得昭通作家的写作应该打开，大家不应该都扎根在那片土地上写一些苦大仇深的故事。“故事当然可以有地域特色，但人文关怀应该是世界性的。否则，昭通这种写作，必将是一个自杀的过程。”这句话，可见杨昭的创作野心。正因为很早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致如今的杨昭认为：“不管你写什么，你首先都应该站在一个人的高度上，视野应该放得更大，甚至可以放在世界文学的背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