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二十年后的难得聚会缘自当年“爱乐女”的发起人之一，著名女指挥家、现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郑小瑛5月9日向当年的爱乐女发出的一封“爱乐女，我想念你们！”的盛情邀请信。信是这样写的：
“嗨！大家好！
我想邀请大家来厦门一聚，并举行“低谷中的鲜花——爱乐女20年回响音乐会”，特在此征求大家的响应。
……”
信中写到：我特别想念大家，因为‘爱乐女’是深藏我（我相信也是所有的爱乐女们）心中的一个无价宝：在‘没钱不干’的社会潮流中，我们于1989年12月走到了一起，从1990年3月9日首演到1996年9月宣布解散的6年半里，不计报酬地为23万听众演出了240多场，受到社会广泛的赞扬，以至有全国50多家媒体来关心我们的去留……20年过去了，过去的壮年骨干，已进入白发老年，当年‘8－9点钟的太阳’已成为光辉夺目的明星，趁20年纪念，老人也还走得动，我期待与姐妹们一起重温这一段有价值的人生。
在1995年爱乐女‘五载耕播’音乐会的节目单上有这样一段话：“当严肃音乐在低谷中徘徊，‘港台风’有越刮越烈之势，我们出于对下一代健康成长怀有特殊关怀的女性情感，志愿聚集在一起，愿在典雅音乐这片受冷落的“乐”土上，播撒爱乐的种子，吹吹淡雅的清风。几年的辛苦，不敢奢谈有多少成绩，只有一点可以告慰的是，我们始终不渝地坚守在这块园地上耕耘着。”――我希望在“市场经济”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再回顾一下20年前的“爱乐女”精神，并给媒体提供一点貌似“另类”的故事，应当仍旧能够“感动今天”！
这封郑小瑛致“爱乐女”姐妹们的信牵动了大家的心，于是就有了7月3日难忘的一夜。
可能，对于今天大多数人来说，“爱乐女”是个陌生的名字；而对于一直以来关心中国音乐发展的观众而言，“爱乐女”这个久违的室内乐团，曾经是严肃音乐舞台上的一支希望。
对此，当年的团长、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司徒志文老师回忆说：
“想起当年创建时，我们用电话一个个联络，最后支持我们的大多是女同志，所以就取了‘爱乐女’的名字。首演那天，在北京的很多著名女音乐家都参加了演出——钢琴周广仁，黑管陶纯孝，小提琴黄晓芝、朱丽，大管戴玉华，作曲家瞿希贤等，都是音乐各领域的女领军人物啊！吕骥、林默函、李凌、孙慎、吴祖强等也都到会来祝贺。成立第一年‘爱乐女’就演出了40—50场，在当时的北京是演出最多的团体。”
“最初的演出，我们都是挤公共汽车到演出场地。后来李岚清副总理知道我们都是自己背着乐器挤车，关心地说：‘你扛着你那个大家伙（大提琴）挤车太不容易了！’于是由他牵头联系，杭州一厂家赞助了我们一辆36座的轿车，解决了我们的交通。因为大家住的很分散，每次接人的车子要在京城转一圈，才能把演出的人员接齐。有一次隆冬风雪天，因为路不好走，车误了接人的时间，宋飞在雪地里足足站了两个小时，身体冷的发抖，还是坚持着等到车来。还有一次到天津演出，因为车出故障误了时间，一到演出场地，大家顾不上吃饭喝水，马上换演出服准备演出。大家一致想，不能让观众等我们。”
当年团员们的可爱可敬，是司徒老师最感动的话题：“当时好几个团员，家里孩子尚小，有演出时不是把小孩锁在家里，就是带在身边参加演出。又一次，小孩在后台找不到妈妈，跑到前台去找正在演出的妈妈，搞得观众们大笑起来。”
是啊，这一些被著名的作曲家瞿希贤誉为‘低谷中的鲜花’的‘爱乐女’，克服了经费、排练场地、家务的重重困难，为大众奉献，想大众所想。她们的奉献精神也感动了作曲家，为了支持“爱乐女”，作曲家莫凡、戴宏威、杨宝智、张丽达、严晓藕等不计报酬地或改编自中国民歌名曲，或专门为爱乐女谱写了一批西洋乐队伴奏的民族器乐曲，使乐团得以每年推出一套中国室内乐新作品音乐会，推广80多首中国作品；赴西欧演出深受好评。
……
从1990年3月10日在北京海淀剧院举行“爱乐女”室内乐团成立首演音乐会，到1996年郑小瑛老师离开赴厦门发展，“爱乐女”因为体制等原因面临自动解散的困境，司徒老师再一次撑起这个团队直至2003年， “爱乐女” 以“爱乐“为凝聚，旗下先后集合了来自北京9个艺术团体100多位女性音乐工作者，成员中国际比赛、全国比赛获奖者和有高级职称的演奏员超过全团半数。她们不计报酬，走下基层，克服了开办以后的重重困难，为上百所大中小学及工厂企业乃至乡镇演出500多场，用室内乐、独唱、独奏、重唱、重奏多种形式演出外国经典作品、中国作品四、五百首，组建了一个旨在为青少年普及交响乐知识，实践“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理想的室内乐团，义务地，把一台台高质量的节目，把美好的音乐送到学校、工厂、农村演出。仅莫凡的《琵琶行》，就曾100多次打动过年轻听众的心。“爱乐女”从无到有，从小做大，在1995年的世界妇女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女音乐家组成一百多人的女子交响乐团，为来自各国的代表表演了贝多芬合唱交响曲中的《欢乐颂》；此后，她们走出国门，代表文化部到西欧巡演，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赞扬。
如今，当年爱乐女中的“小字辈”——刚刚大学毕业的宋飞、章红艳、赵婵、黄桂芳、刘瑛、周小曼等，如今都是音乐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国内外著名乐团演奏员了。而“爱乐女”的精神依然令人留念。正如上海第155期《爱乐者》中巍钟在文章中写到的“在市场经济的‘狂潮’里，‘爱乐女’的行为让我们领略了精神力量之伟大！一个社会无论在什么阶段，都需要有一批象‘爱乐女’那样为文化而生为文化而呼的群体，这些人才是使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脊梁，才能使我们的社会显得不那么‘俗气’。而只有当这些人的举动受到全社会的爱戴和尊重时，我们的民族和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们的音乐舞台尽管已是百花齐放，但全国还有多少偏僻乡镇是文化盲区？多少孩子没有音乐生活？多少工人农民甚至城市大众一年看不到一场音乐演出？“爱乐女”当年的普及演出今天并没有过时，传播高雅音乐任重道远，应该有人继承，责无旁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