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作家访谈录:我的命运和文运
作者: 来源:人民网 发布时间:2008-12-18 点击次数:
180多年前,拿破仑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她醒来,整个世界将为之震撼。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封闭的国门从此打开,一个古老的民族,走上了伟大复兴之路。今天,全世界都注目着这样一个事实:改革开放已经真正唤醒了东方巨龙。
30年,中国人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
30年,坚冰化解,万物回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欣欣向荣。
30年,一次次观念的变化,一次次思想的解放。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带来了全国上下各领域的深刻变化,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有人说,改革开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二大革命,也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曲壮歌。
思想解放,文学先行。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张贤亮,宁夏的文学面向全国发出过响亮的声音,当时的文学曾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过巨大贡献,在以后推动改革开放持续进程中,文学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纪念改革开放30年,记者采访了宁夏著名作家张贤亮、南台、查舜、石舒清等,他们由历史到未来、由感性到理性,通过谈命运,谈文运……尊敬的各位读者,就请您站在30年的分水岭上,看中国、看宁夏。
张贤亮: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非常赞赏、非常支持搞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道活动。因为了解历史对开拓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现在对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介绍不足。70后、80后、90后的人们是建设我们国家的重要力量,但是他们对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处于怎样一种苦难状态不甚了了,无法对改革开放前后有一个对比,从而无法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只有了解了这方面情况,才能使更多人坚定对改革开放的拥护态度,并不断提高他们的拥护程度。
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
我今年72岁了,人生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命运感。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人深刻体验到终身难忘的“人生命运感”。
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身份识别系统,把人分成工人、农民,农民中又有中农、贫农、富农、地主,资本家、自由职业者和革命干部等等“成分”,而且成分遗传。文革中又添了很多,叛徒、特务、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知识分子排在第九位,所以知识分子那时叫“臭老九”。所以,知识分子是最拥护改革开放的。
严格的身份识别制度,就使中国庞大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处于被压抑状态,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正常学习、工作、生活的很多权利,相当于古印度曾经实行的种姓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标志是1978年冬天,宣布摘掉农村中所有的“帽子”,因为这就有了人的解放,这种解放是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的。有了这种解放才会有安徽凤阳小岗村23户农民写血书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成功分田单干。所以我们的改革开放,一切是从人的解放开始,一切是从破除人的身份识别制度和身份识别系统开始的。
“风,起于青蘋之末”。30年前,改革开放所掀起的那场延至今日的思想解放春潮,起始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与人性的解放是两个概念,我这里强调的是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的思想的解放。改革开放,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不亚于“五四运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倡导的启蒙式的解放,而是全社会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的解放,整个社会一下子就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张力。改革开放,终结了人的“成分”制度,这种“婆罗门永远是婆罗门、刹帝利永远是刹帝利、首陀罗永远是首陀罗”的成分制度的终结所带给人的解放,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奴隶解放”的意义,这种说法不带有丝毫夸张!
改革开放前我劳改了22年,改革开放后我担任了25年全国政协委员。我和中国大多数人的命运是同步的,我更有幸的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我的身上完全体现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变迁,在大家都不自由的时候我是最不自由的,在大家有自由的时候,我是最自由的。其实,自由就是选择,选择的标准是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无论写作还是搞企业,我一直在承担着责任。我的著作、我的影城,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间接效益大于直接效益,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我的作品为什么被译成29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发行?我为什么被评为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20世纪100本优秀小说中为什么有我的作品?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
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那时候中国文学甚至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队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还正在拨乱反正,还在思想解放的开始阶段,新时期的作家对于中国的思想解放、对于中国的拨乱反正、对于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对促进改革开放,可以说功劳是很大的。因为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说出了老百姓想说又不敢说的话,说出了老百姓想说又说不好的话。
相比那个时候,有人说现在中国文学进入了边缘化阶段,其实中国作家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其实,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
改革开放前,人不自由,一是因为政治上的高度管制,二是因为经济落后导致的物质极度匮乏。改革开放首先是取消了人的“身份识别制度”,还人一个身份自由。然后是发展市场经济,给人提供了广阔的进入社会、进入市场的空间和平台,这也是一种自由。思想解放是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的任务,也是这30年来一直坚持的任务,还是以后继续要努力的任务,我一直是思想解放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中国作家始终是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我是其中一员,我的最新长篇小说将于2009年2月出版,我的作品不会去写影视城、写商业,我的新作不会变成应景之物,我仍然坚持写体验人生命运感的故事。
从1957年的《在收工后唱的歌》、《在傍晚时唱的歌》、《大风歌》等,到1979年的《四封信》、《四十三次快车》、《霜重色愈浓》等,到1980年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在这样的春天里》、《灵与肉》等,到1981年的《土牢情话》、《夕阳》、《垄上秋色》等,到1982年、1983年《男人的风格》、《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等,到1984年、1985年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临街的窗》等,到1986年的《飞跃欧罗巴》、1987年《早安朋友》、1989年的《习惯死亡》、1992年的《烦恼就是智慧》,到1997年的《我的菩提树》、《小说中国》,到1998年的《无法苏醒》、1999年的《青春期》,到2005年的《感情的历程》,到2008年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还有无法枚举的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采访文章。我一直在写。有些人说我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企业当中去了,其实他们不了解,我一直在写,跟我同时期的那几位作家,又有谁在这样的写呢?
我为什么一直写?而且写就写人的命运?因为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在民族心态上,那种阴影并没有消除。到现在,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对那个时代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和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有这么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似乎正在被遗忘。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文明提高了,而一些人的灵魂里的东西,像他的基因一样流淌在血液里,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他的内在其实没有变化,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没有本质变化。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写作的原因。我现在还写作,不是为稿费,为名气,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时候的艰难岁月,把那时中华民族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
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
古希腊的先哲早就说过:人是个政治动物。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最近看到一条藏獒炒到上千万元人民币的新闻,在对这个买狗的富翁有些大惑不解的同时,我对狗的命运的如此好转欣慰有余。抗战时期我们举家从南京迁到重庆,在上下学的途中狗是我惟一的玩伴,在宁夏的农场劳改时,忠诚的狗给了我无法替代的安慰。但是,一个时期到处大张旗鼓地组织起打狗队,见狗就往死打,打不死的吊起来灌水活活呛死,我跟打狗的人打过架,他们消灭狗的理由是“困难时期养狗浪费粮食”,其实那时候的狗哪有粮食吃,人喝汤,狗舔锅而已,他们灭狗的真实原因是方便民兵对每家每户随时夜查。
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谢晋导演在镇北堡拍成了电影《老人与狗》。后来,我有条件养狗,养了一条又一条。现在,我有40多条狗,既有宁夏的土种狗,也有爱尔兰牧羊犬、阿拉斯加雪橇犬,还有8条藏獒。
中国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鸡犬不宁”的时代。古人早就说过:“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狗的命运能反映出社会的进退。现在,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附近的农民每年有5万到8万个临时或长期就业机会。非典时期,影城没有一个游客,我照样给员工发工资,今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萧条,影视城的游客量减少了20%以上,我没有裁员、没有减工资,还在一年当中给员工普遍涨了两次工资,现在我的员工拿银川同行最高工资。北京、上海甚至海外,有好多次机会,但是我哪里都没去,我就定居在宁夏,定居在镇北堡,我把镇北堡的住处叫“安心福地”。我和我的员工们的座右铭是: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清清白白挣钱、平平安安生活。我给我的员工们经常说:一生能这样平静地渡过很幸福,什么是福?平安是最大的幸福!
我祈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平平安安、和和谐谐。
镇北堡影城,我的“金饭碗”
我一直以为,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经历。个人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是什么?就是社会变迁。人要经历社会变迁的最好方式,最好办法,就是投身其中。我用劳改去经历政治运动,我用创作去经历思想解放,我用企业去经历市场经济。
1955年,正在北京读高三的我,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分”问题,与1000多北京市民一起被移民到宁夏贺兰县黄河边的农村,19岁的我成为这个陌生地方新成立的“京星”乡的一名农民。2年后,因为发表了一首长诗《大风歌》,我的“成分”继续恶化,变成了“右派”。从1957年一直到1977年,我41岁时,终于有一个“成分”为“坏分子”的女人愿意与我一起生活,20年来,我第一次有内衣内裤(背心和裤衩)穿,是她用装尿素的化纤包装袋缝制的;20年来,我第一次有袜子穿,是她用旧线手套一根一根拆下线手工织出来的。 第二年,1978年,我又开始动笔写东西了,因为给报社杂志投稿,编辑部再不会来审查作者的“成分”并以此作为是否刊用文章的首要的绝对条件。半年后,我的第一篇小说《四封信》发表了。1980年,我被分配到宁夏文联工作,同年,一路采景到宁夏的广西电影厂导演张军钊经由我推荐看上了镇北堡,在这里拍摄了电影《一个和八个》。从这个时候起,我就开始创作着我的另类文学作品--镇北堡。
人的命运就这样变化了,而且变得这么厉害,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形容也不过分。1983年,我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连任五届,直到2005年因为年龄超高卸任,为国家参政议政、建言献策22年。上世纪80年代我成为全国有名的作家,多次出访欧美等国,对好莱坞印象深刻。1993年,我用78万元抵押贷款投资创办镇北堡影城,现在,其有形资产的价值就超过2亿元人民币,每年仅门票收入超过1000万元,高峰时有上千名员工跟我一起吃饭,固定职工30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农民,现在却成了富有经验的文化经营者、企业管理者,有些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书法家,还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发展经济,是国家的任务,是社会的任务,也是个人的任务,镇北堡影城是我另类的文学作品,创作这个作品,对我来讲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文化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在更高的形式上恢复个人所有制”。黑格尔说:“人权,说到底就是财产权”。所以,共同富裕,是我们应为之奋斗的目标。
因为成功地开发和经营镇北堡影城,2007年年底,我被香港凤凰卫视评为“中国十大财智人物”。
90年代初期我搞影城时,中国已有十几家影视城了,我通过看一些进口大片,发觉到影视城并不是朝阳产业,而是夕阳产业,因为未来的电影电视用电脑制作背景和场面,不需要大队人马拉到某个场地实地拍摄,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这里叫“影城”,“影视城”是老百姓叫出来的。我要通过电影明星的影响和文化的包装,把镇北堡逐渐打造成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缩影”或者是中国古代北方小城镇的“投影”,让它在文化的滋养中走上以旅游为主的朝阳产业之路,所以我很早开始就不收剧组的钱,为他们免费服务。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在建设新农村进程中,流失或丧失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多了。让镇北堡这个旅游景点不断地吸纳、充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使其本身成为物质文化遗产,这就让我的员工有了一个“金饭碗”。
改革开放30年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
对文化的生产我似乎具有超前意识。害我在劳改队、农场和牛棚里辗转20多年,九死一生的我的诗,《大风歌》的副标题就是:“献给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这首诗写于1957年4月,发表于《延河》文学月刊7月号上。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啊!现在,我失去了写诗的境界和高度,但是我依然对文化有感情,对文化产业有热情。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我们可以跟着想想,什么是第二生产力?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是第二生产力。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带来了美好的生活,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将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经济大国,还应该还原中国国际文化大国的地位。文化不仅是人的成长环境,也是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环境,先进的文化是政治文明的基础。经济可以全球化、金融可以全球化,而文化决不可能全球化,在这方面中国具有不可替代的潜力。以“茶叶”和“瓷器”作为词根的“中国”这个名称,在英语中的主要内涵代表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优秀灿烂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可以有效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有效地增强中国地综合国力,使中国在全世界展现出大国风采。
文化也是经济,文化可以促使人的生活方式实现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增加人的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对推动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那个男女都只穿黑灰衣服的时代,不会出现时装经济。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愿意存款而不愿意消费,一方面是对社会保障有担忧,一方面是消费胃口没有被调动起来,包括文学、影视、旅游等等,文化在这方面能发挥出更大的调动作用。几十年前,我们能相信商品时尚、休闲旅游、影视大片、模特大赛、明星偶像、超级女声、广告包装等等“文化现象”,除了调剂社会生活、活跃社会气氛,竟还产生出如此巨大的经济效益吗?文化活动刺激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推动商品生产,这就是文化生产力。
文化能培养人的品德,能提高民众的素质,改革开放以后,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极左政策,尤其“文化革命”,对中国在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和道德层面上所起的破坏作用有多大,这种负面影响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的问题,现在,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人还会有意无意、多多少少的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思考和对人处事,尤其是各层面掌握了一定权利的人。所以说,从改善人、培养的人品德、提供更好的社会生态环境角度讲,文化更具有第二生产力的巨大作用。镇北堡影城的企业文化一个是:人人学文化,文化人人学;另一个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从文化产业的纯经济角度看,我国现在已经失去了文化出口大国的地位,而且变成了一个文化进口大国,工农业产品的出口顺差弥补了很多文化产品进口的逆差。西方国家的文化并不是以更悠久的历史、更深厚的内容为优势,而是高度发达的产业化为优势。运用市场经济手段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推动我们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市场手段挽救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了我们的经济,市场手段也一定能挽救我们的文化、发展我们的文化。我的作品不可能每年有50万人读,但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
宁夏在这方面大有潜力可挖,要让我们的本土文化重现生机。
宁夏,我一直用审美的态度看待她
我是一位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不仅善于接受,而且十分敏感,愿意前瞻性的介入。
南京、上海、重庆、北京,银川都是我的第二故乡。1955年7月之前,在北京念高中的我,不知道“宁夏”二字是什么意思。1955年7月,经过乘坐火车、卡车,一路辗转到宁夏黄河边的土坯房里,我在宁夏的农村举目望去,感觉进入时光隧道,回到了古代,盖房子用麦草和着泥巴抹墙,耕地是典型的二牛抬杠,那犁头还是木头做的。秋收打场的情景简直跟汉唐古墓里砖雕石刻的画面一模一样!这里洋溢着原始的纯朴和美丽,田野上的空气至纯至净不可抗拒地钻进人的鼻孔、填满人的肺腑。这里的天空蓝得透明,让人觉得自己一下长高了许多,不用翅膀也会飞起来。那黄河啊,在万里晴空下,显得那么有张力,伟岸而森严,岸边一棵棵老柳树,坚定又沉着……我们一帮北京市民,农活干不好,鱼倒钓好了,玩倒玩好了。还有我们刚到那里就借给我们东西用的邻村热情、质朴、面色红润的农家小媳妇,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还影响着我对女人的审美标准--既使现在,我依然欣赏健康的带点乡土味道的女孩子。宁夏的自然和人情使一向在大城市生活的我和母亲、妹妹没有感到失落,反而很快习惯适应下来,我竟然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地方。宁夏,一开始就让我用一种审美的态度看待她,
第一次见到银川城也是以非常审美的方式。1955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与其他几个人一起抬着得了急病的农友摸黑在无路的田野里去银川,当我们深一脚浅一脚跨越了无数的田埂地垄终于在凌晨时分隐约看见银川城墙时,担架上的病人竟好了,而且从被子里探出头唱起了20世纪30年代风靡过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凤凰于飞》。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赶着瘦驴、抬着担架的我,在美丽的黎明时分伴着朝霞听着《凤凰于飞》的歌声第一次走进“凤凰城”。一直到40年后,中央电视台给我做《一个人一座城市》的节目时,我还记得当时的美感,把这集反映银川市的专题命名为《凤凰于飞》。
宁夏,这美丽的地方。春天,遍地拱出绿芽,它们的生机给人一种期待;秋天,在斑斓的田野上,乌鸦也昂昂首阔步洋洋自得;夏天,一切都袒露出来,弥漫着自由的气氛,劳动的人们把上衣脱了,田野上腾起天人合一的欢乐;冬天,雪花懒散而温暖地飘落,随手拾起一把干枝然起火来,火苗依依像小儿在我膝前玩耍……1962年春,我因为要去集市上买盐,在农场以南方向步行了30多里路后,远远的两座古代城堡出现在我的视线中,使疲惫不堪的我一下来了劲头。只见两座城堡在温暖的冬日阳光照耀下显得金碧辉煌,就像刚刚沐浴后从沙漠下面脱颖而出,显现出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黄土地上特有的生命力。虽然只是一个大饥荒时期的偏远小镇集市,但是我仿佛进入了一个熙熙攘攘的繁华世界,想起了好莱坞拍摄的带有阿拉伯风味的中东电影,耳边甚至还响起了类似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那样的音乐……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美的震撼!这个美的震撼一直持续至今,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镇北堡的命运。
宁夏,我一直用用文化审美的态度看待她。
这既得益于我的学养,也得益于宁夏本身的文化资源。我小时候念私塾,老师是前清秀才,过去的中国教育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一开始上学就学美文、学历史、学哲学。我认为,幼时良好的文史教育对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解放前我家里有十几个佣人,两部汽车,1950年以后什么都没了,但是我妈妈依然保持乐观精神,1955年我们被下放到宁夏,我们一直没有被悲观压倒,这是文化素养的作用。
宁夏,以如此小的地域面积,只相对于四川一个县的人口,在文学方面、在文化方面取得令全国瞩目的成绩,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与宁夏的人文生态有密切的关系。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懂文化并且重视文化是最大的人文环境,比如一个小小的镇北堡影城,就多次受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自治区主席王正伟、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崔波、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杨春光等等的多次亲切关怀,就是最大的实例(罗记者,并转告你们编辑,这句话一定要发表出来)。陈建国书记亲自为影视城题写了:“宁夏之宝”;王正伟主席亲自指导,使影城从单纯的影视基地往北方古代小镇转向,又往记录北方古代城镇生产生活方式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转向,获得了可持续发展能力。我被选定为全宁夏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第一棒,这也充分说明了上级对文化、对文化工作者的尊重和关心。
我用我的切身经历和体会讲:宁夏是个创业的好地方,特别是一个文化产业创业的好地方,区内外能认识到这一点的有志之士要抓紧机遇。
艺术大家
李勇
1963年生于山东济南,1985
雷正民
大事年表
1949年毕业于
文怀沙
文怀沙,姓文名奫,字怀沙,以字行
刘大为
刘大为,世界本原统一科学院国画院